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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曰：太公雲，吏不志諫，非吾史也。來去延詰張禹曰，尸祿保位，無能往來，可斬也。
這裡又提出一個問題來討論。朱雲和張高兩人，都是漢成帝的老師，當時正是王莽家族用權的時候，民間怨恨到極點，各處的報告，反應到朝廷的意見，都被張禹把它壓下去，不提出來。所以朱雲就當著皇帝的面，詰問張禹，說張禹對下面這麼多意見，不提出來報告皇帝，像死人一樣佔住一個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麼事都沒做，使上下的意見都不溝通，應該殺了他。這是引述的一段歷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由此言之，存與死，其義云何？
班固是依照司馬遷著《史記》的路子而著《漢書》的，他討論歷史，提出這個意見，認為作人處世很難，跟著社會時代走，就違背了傳統的道，違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著時代走，違背一般世俗的觀念，本身就危險，至少這一輩子沒有飯吃，會把自己餓死，這是事實。像電視節目，我們認為不好的，可是廣告收人好，我們認為好的，可沒有廣告了，電視公司就要喝西北風，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中國的古人，想要請他出來做官，他不要，為什麼不要？為什麼清高？他既然出來，就要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估計一下如果貢獻不了，又何必出來？所以就不輕易接受爵位了。這是古人，若是現代的人可不管這許多了，有人給一個顧問名義，也就掛上，儘管不拿錢，還可出名哩！時代不同了！古人傳統文化的觀念，如果擔任了名義，而無法有貢獻，就寧可不接受。那麼由這個道理看起來，推論下去，一旦面臨生和死之間的抉擇，有時候連這條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說生與死之間的哲學的意義，該怎樣講法？
對曰：范曄稱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賽義。若義重於生，捨生也可；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作者於是引用劉宋一位學者范曄說的話，他說一個人一天到晚，專門講文化道德義理之學，那麼連飯都吃不飽，謀生的辦法都沒有。但是如果專講求生，就會虧損義理。我們看看現在的人，為生活、為前途，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只要錢賺得多，都可以來。古人往往以義作為行事的準則，如果認為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時候，做忠臣並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國的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硬要留住這個青山。譬如被敵人包圍了，在生死之間，事實上生重於死，忍辱苟生，將來能夠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價值的事情，那麼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節不可了。
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完，又提出一段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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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然則竇武、陳再，與宦者同朝廷爭衡，終為所誅，為非手？
漢代最有名的禍亂是宦官，明朝的禍亂也是宦官。我們中國歷史上的禍亂，差不多都離不開外戚、宦官、藩鎮三大原因。在漢朝就亡在外成、宦官兩個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於藩鎮（權臣），明朝亡於宦官，魏忠賢這些人都是宦官。只有清朝對於這三個禍亂因素都防範得很嚴謹。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殺不可，多說一句話都要被殺。清朝的實錄，雍正遵祖宗的規制，他有一個最喜歡的戲子，有一天這個戲子問雍正皇帝，揚州的巡撫是哪一位。雍正一聽發了火：“你怎麼問這個問題！”就把這個戲子推出去殺了！看起來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實上問題很大。一個平常玩玩的戲子，居然問起地方的首長是誰，可見有人在暗中拜託了什麼事情。這還得了，固然處理得很嚴厲，但是看了歷史上這些關於宦官為害的可怕事情，非這樣辦不可。
事實上何必要當皇帝才如此，許多人都會有這類經驗，就是當上一個小主管，這類問題都來了。太大娘家的人，來說說話託個人情，你說怎麼辦？不答應，太太天天和你吵，難道為此和太太離婚嗎？這是內威之累。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總要替他安頓安頓。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鎮，好比下面的科長、股長，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問題，真沒辦法。個人尚且如此，何況大的國家？
後漢時代竇武與陳蕃，兩個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賣帳，結果還是死在這班宦官手裡，那麼照前面的理由看起來，竇武、陳蕃這些人做得不對了嗎？
范曄曰：桓靈之世，若陳蕃之徒，鹹能樹立風聲，抗論昏俗，驅馳（山且）（山危）之中，而與腐夫爭衡，終取滅亡者，彼非不能潔情志，違埃霧也。憫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也。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