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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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故事來講義，他們違背了大義。為朋友可以賣命，犯法就犯法，為朋友是真的盡心盡力了，這種私人的義氣是夠重的，但是這兩個人可不能只講私人的義氣，因為他們是有公家職務的人，這樣做違背了職務的守則，是對上不忠實的。”守職奉上”之節也是義，所以從這兩件事上來講，他們實在有虧職守。因此毛公（趙國隱士）就批評信陵君，這樣做，對於趙國雖然有功，而對於他自己的魏國來說，就並不算是合理了。凡這一類的歷史故事，把義做得過頭，反過來了，就容易變成虛偽，都是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講禮的流弊

禮者，所以行謹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禮也。議曰：漢時欲定禮。文帝曰：繁禮飾貌，無益於禮，躬化為可耳，故罷之。郭嘉謂曹公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者也。夫節苦難貞，故生惰慢也。

中國文化最喜歡講禮，禮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禮、有規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為上，是比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規矩，行久了，太多了，會出大毛病，會使人偷懶、逃避。和法令一樣，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鑽了。在這一節中提出反禮的歷史事例。漢高祖統一天下以後，除由叔孫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戰國下來，經過秦始皇到漢代為止，中國文化又被攔腰斬了一刀，沒有好好地建立。叔孫通替漢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沒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現在講到中國的學術思想，都講“漢學”。“漢學”也稱作“經學”，像四書、五經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時候，沒有被燒光的，由沒有被殺的讀書人找出來，背出來的，漢時重新建立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四書、五經以及《老子》、《莊子》等等古書，認真考證起來，有的地方是有問題，不一定和當時的原書完全一樣，在漢代重新建立時，有的還是難免背錯了，所以最初文化沒有建立根基。到了漢文帝的時候，學者們建議定禮，可是漢文帝反對。後來到漢武帝的時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文化系統。當時漢文帝和他的母親，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個時候的政治哲學，是主張政簡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儘量地簡化，不主張繁瑣，這是有名的所謂“文景之治”。到了漢文帝的孫子——漢武帝的時候，才主張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國的文化歷史上，嚴格地看“文景之治”這一段，比較空白，但也比較樸素。漢文帝當時反對定禮，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禮太繁了，我們讀《禮記》就知道，他的說法不無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對，還有很多學者和墨子一樣都反對繁文縟節，孔子、孟子的思想，對於過分的禮也是不太贊成。照《禮記》的規矩，真是繁瑣得很。我們現在這樣站，這樣坐都不對的，講話、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點一滴，都要小心謹慎，所以說是繁禮，麻煩得很，討厭得很，專門講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齒，那多痛苦！漢文帝認為這並不是禮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麼多條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則來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談這個問題。

郭嘉論袁紹與曹操

另外一個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參謀長，頭腦並不亞於諸葛亮，可惜年輕就死了。當時曹操想打培袁紹很困難，袁紹當時是世家公子，部隊也多，等於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袁紹手裡。曹操力量薄弱，簡直不能和袁紹比。可是當曹操和郭嘉討論當時的戰略時，郭嘉對曹操說，不必擔心袁紹。袁紹一定會失敗的，因為袁紹是公子少爺，世家公子出身，處處講規矩，到處要擺個架子。而你曹操，不講究這些，體任自然，出來就出來了，該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就會成功。而袁紹處處來個禮儀規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擺不掉，一定失敗。你的體任自然的直截了當作風，大家都願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條件。

因為處處要人守禮，要人講節義，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壓制自己，每一個人講修養；要求每個人都是聖賢，有學問，有道德，守住這種貞節是很困難的。即使每個人都講禮，都守規矩，這樣習慣了以後，萬事就都沒得進步了。換句話說，文化學術悠久了，沒有精進，也不行。

樂樂的流弊

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樂也。《樂書》曰：鄭衛之音，亂代之音，桑間濮上之者，亡國之音也。故嚴安曰：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彩，教失而偽，偽彩淫泰，非所以範人之道。

樂在古代的含義，並不限於音樂，以現代的名詞而言，樂包括了文化與藝術，乃至如歌、舞、音樂等等。這裡說樂本來是好的東西，可以調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