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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整個經濟工作的要害說清楚了。多年來我們只抓產量，而不抓收入。抓產量是計劃經濟，抓收入才是市場經濟。‘就缺錢’，人家說得夠清楚，一點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簡明。”
艾豐主持撰寫了社論《為增加農民收入而努力》，發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社論鮮明地提出：農民增收是農村工作的中心問題。“增加農民收入不僅是農村工作中一件處於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黨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項綜合性工程。”“保證農民收入在生產增長的基礎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關係到黨和農民的關係以及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的鞏固。”
有研究者指出，這是我國最早突出提出農民收入問題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豐又撰寫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讓農民手裡的錢多起來》。文章進一步指出，所謂增加農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現金收入。錢少，可以說是目前我國大多數農民在解決了溫飽之後面臨的最主要的困難，也是農村各種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現。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全面部署本年度的農業和農村工作。###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了本年度農業和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特別強調了需要立即著重抓好的幾項工作：一是保證糧、棉、油和“菜籃子”的生產和供應；二是全面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三是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及時處理好群眾反映強烈的熱點問題；四是搞好農村基層組織建設。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1994年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把“全面發展農村經濟，促進今年農民收入有較大的增長”列為重點工作。
艾豐的這兩篇文章，明確要求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現金收入，點到了我國農村工作的要害。“增加農民收入”成為時代的流行語。
值得一提的是，社論《為增加農民收入而努力》談到：“農村是廣闊的市場，農民是工業品最大的主顧，農村購買力的變化，將影響到工業市場的興旺，進而影響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農民收入增長的快慢，不僅對農民生活的改善、農業和農村的發展，而且對工農關係、城鄉關係，對國民經濟全域性，對整個國家現代化的程序，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表明，艾豐已經充分注意到“二元結構”是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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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農業產業化”（1）
艾豐對“三農”的第二個大貢獻，是較早總結、提升和推廣“農業產業化”這一農村改革發展中的新生事物。
“農業產業化，同包產到戶一樣，是中國農民的偉大發明。”艾豐對筆者說過，“這個詞不是我發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總結、提升和推廣。山東濰坊每年四月召開國際風箏節，從1994年開始，在風箏節期間，都由《人民日報》經濟部、《求是》雜誌經濟部和濰坊市委
市政府聯合召開某一個主題的論壇。1995年論壇的主題就是‘農業產業化’。會上介紹了當地實施農業產業化的情況和經驗。我覺得農業
產業化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有在全國作為農村工作一個基本戰略提出來並加以推廣的必要。會後又和經濟部的一個同志做了深入的
調查，回來後寫了三篇報道，並用心寫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題目就叫做《論農業產業化》，這篇社論經中央審定以後發表了。”
這個舉動，影響很大。農業專家丁力在最近所作《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歷程、理論與政策》演講中評價：“當時浙江、廣東等省都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有了產業化的實踐，在理論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東的理論概括比較早，提出農業產業化的概念。《人民日報》的艾豐等同志到山東調查，和山東同志一起提煉觀點，發表社論，把這個概念推廣到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論農業產業化》的社論和相關的三篇報道，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爐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改革創造出了中國農業歷史上最為耀眼的輝煌，但此後農業發展並沒有像想象的那樣風順船輕。1984年農業大豐收，卻引發了影響久遠的“倉容危機”，農民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無處銷售。1984年以後，糧食產量６年徘徊，進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長；棉花產量再也沒有接近過1984年那個高峰；農民收入增長一度停滯；城鄉收入比由1983年1�7∶１到1993年2�53∶１；農業投入逐年減少；農業生產始終未能擺脫“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