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記者能走多遠？--艾豐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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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他對第一條風險做了這樣的解釋：“中央領導講改革是革命，我說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調。其實，中央領導講的完整的語句應該是‘改革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革命’。有一個‘一定意義上說’的限制詞，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當做並列的詞彙來加以使用的，可見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於革命。在《中介論》中，把社會發展歸結為三態：發展態、改革態、革命態。所謂革命態就是對現存主體的完全否定。所謂改革態，雖然也會發生許多質變，但並不是對現存主體的否定，而是對現存主體的肯定和加強。所以，片面地強調改革就是革命，就會導致社會###，不管你的主觀意圖如何。”

從闡述“一分為二”提煉出“一分為三”關係的“二三論”出發，艾豐又擴充套件到“層次論”。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分層次的，生產關係也是分層次的。三個層次分別為：所有制層次、體制層次、執行層次。體制改革主要是改變體制層次，而體制層次是中介層次。他在書中對於股份制有這樣的論述：

當我們對龐大的、眼花繚亂的資本主義作層次性的分析，特別是對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後，我們就會有豁然開朗之感，也就有了學習資本主義並揚棄資本主義的理論武器。以股份制而論，既然它是中介層次的東西，既然它是適合現代化大生產的東西，而同時它又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東西，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讓它“嫁”給社會主義併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現代化大生產所用呢？

從直觀的形式上看，不是社會主義而應該是資本主義更害怕股份制。因為股份制對單個的資本家來說，畢竟是一種“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聰明”的資本家們在實踐中看到了它只是一箇中介層次，並沒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嚇倒，大膽地採用了它，結果是改善了資本主義。現在，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在實行股份制的時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類似的情況。在已經實現了社會主義國有制的情況下，實行股份制，從直觀的形式看，是一種“私有”或“化公為私”的形式（起碼部分是如此），從公的“徹底性”來看，無疑是一種倒退。但如果我們是從中介的層次來看股份制，我們的膽子就會大起來。我們不僅從它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現代化大生產的中介物的角度說必須利用它，我們還可以從它“嫁雞隨雞”的角度來讓它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

這些論述在今天看來已經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時候，還有著相當大的“振聾發聵”的作用。當時擔任中國汽車總公司總經理的顧堯天看到《中介論》很讚賞，特別把這本書向中央最高領導推薦，他拿著這本書作推薦的時候，當面向對方朗讀的就是這段話。

以後若干年，黨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對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證明了當時的這些論述有相當超前的預見性。這個預見性來自艾豐哲學觀點的力量。

《中介論》為改革辯護（3）

講到“公私融化論”，有一個小故事。1994年，中央電視臺借人民日報社的一個會議室做錄影採訪，請若干著名經濟學家談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中午11點40分，錄影快結束的時候，艾豐由於偶然的原因，誤闖進正在錄影的會議室。他一看當時的陣勢，連忙道歉。電視臺的同志笑著說：“我們找你沒找到，你自己找來了，正好，你來談一段。”面對這個“突然襲擊”，艾豐有些緊張，但推脫不過，還是在鏡頭前談了七八分鐘。他談的其實就是《中介論》中“融化論”一節的主要內容：

我們過去在基本指導思想上有偏頗，集中表現在沒有正確認識和處理公與私的關係。基本的思路是興無滅資，興公滅私。“文革”中又提出“鬥私批修”。這樣的思維看起來方向很明確，其實在落實的時候，就遇到了問題。首先什麼是“私”，內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個人利益？而個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個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個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從哲學上說往往就是宏觀和微觀的關係，宏觀和微觀應該是協調的關係，不應該是彼此互相鬥爭的關係。馬克思講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優越性時說，在共產主義社會每個個人能夠得到自由全面的發展。這就是說，那個“公”之所以好，是因為每個“私”在其中也能夠得到好處。“私”的狀況在這裡成了衡量“公”的狀況的標準。第三，“公”很偉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總有具體的代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