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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知識不會賺很多錢。太陽貢獻這麼大，誰給太陽付費？一種是烤電式的知識，貢獻雖然小，但你有關節炎，來我這裡烤電，你就要付費。在過去，我更多研究和擁有的是陽光普照式的知識，不能說社會虧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豐的經歷，用“富人”或“窮人”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都不那麼準確，恐怕是一筆“糊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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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1）
艾豐的童年，在漂泊中度過。
1938年4月15日，艾豐出生於河北省玉田縣，爺爺屬於“勤儉發家”的人，在當地混得不錯，成了富農。但當地普遍很窮，所謂富者，日子也不是過得那麼富。窮人吃紅高粱，富人多吃一點白高粱，過年才能換一點玉米吃。艾豐的父親年輕時就出去做小買賣，販點小東西，到處流動，最後流落到北京，從事手工業，做皮帽、草帽一類，後來定的成分是獨立勞動者。
漂泊，是艾豐幼年、童年到少年時代的人生主題。艾豐一歲的時候，跟著做小買賣的父親漂泊到承德住過幾年；後來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後又到唐山，最後來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貧民區——天壇附近的龍鬚溝一帶。那時，國家處於戰亂年代，社會不安定，生意很難做，小本生意更難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維持生計的邊緣掙扎。上小學和上初中的時候，艾豐放學總要幫助家裡幹活。父母親對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書，而是放棄學業，回家當學徒。
◎艾豐三歲時與父母親在一起。
家庭對艾豐最大的影響，是品格的傳承。“吃虧是福的教育”使他從小就養成了一個習慣——絕不佔別人便宜。倘若不自覺佔了人家便宜，便會相當痛苦，一定得設法挽回，這成為艾豐一種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兩包子”的故事和父親的一句話，永遠鐫刻在艾豐腦海裡。
那是1960年，全國人民陷入極度貧困時期。一天，全家人湊了點錢，到一個包子鋪去改善生活。要了四兩糧票的包子，服務員卻稀裡糊塗上了五兩包子。
艾豐一看：嘿，明明買的四兩包子，怎麼端上來五兩包子？他把那個服務員叫來說：“你給錯了。”讓服務員把多出來的一兩包子拿了回去。
現在看，一兩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當時，對於長期處於飢餓中的人來說，一兩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貴了！但他覺得，這個便宜，雖然是別人“送”的，自己也不能佔。
事情過後，父親對他說：“今天，看你做的這個退回一兩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後你到社會上做事，我也放心了。”這句話艾豐一直牢記著。
“不佔便宜，吃虧是福”的信念，就這樣潛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禍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產生。
1961年大學畢業，艾豐參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轉正後月薪56元。當時，大學生都是這個工資標準，也沒有獎金一說。56元工資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漲工資，漲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負擔。艾豐的父母是手工業者，工資很低，而且關鍵是他母親身體不好，很早就退職了，一次性領取一點退職金，就完全靠兒子養老。艾豐每月工資56元，攔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錢來過活，將30元錢交給家裡養活父母，哪裡還能指望存款？
母親節儉慣了，生活這樣清苦，仍一分錢、一分錢地儲蓄，儲蓄了8年，到1969年艾豐結婚時，交給了兒子一個200元的存摺。
不久，艾豐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艱苦的一個階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燒到了艾豐頭上。以“反對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謝富治”、“反姚文元”、“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豐被定為“重點審查物件”，要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農場，不許回家，挨批挨鬥，從事懲罰式的重體力勞動……母親又氣又急，神經受刺激，得了牛皮癬。牛皮癬從一條胳膊發展到全身，所有頭髮都脫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點點真正的面板之外，全都是牛皮癬。睡覺時，皮像魚鱗似的一塊一塊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掃一簸箕。面板一脫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著血水，發出怪味。這種病非常嚴重，有的人甚至會自殺。實在無法可想，艾豐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醫醫院。住院兩個多月後，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卻沒錢交住院費，不能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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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