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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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踏上了他們祖國——美利堅合眾國的土地。

1887年，即清光緒十三年，這一年也是後來與司徒雷登有著諸多交往的蔣介石出生之年。

斯圖爾特夫婦看來對中國是真正地產生了感情，也可能是為了增加美國人去中國傳教的興趣，他們不斷地把從中國帶來的餐具和祭祀用品展示給人看，還讓他們的兒子們穿上中國的長袍馬褂，並用筷子進餐，用中文唱聖歌。

然而中西文化的差異實在太大了，美國人對此很不理解，甚至對司徒他們進行冷嘲熱諷。而這一切都使少年的司徒雷登感到無地自容。

一年的時間到了，斯圖爾特夫婦返回杭州，隨行帶著四子羅伯特，把司徒雷登和次子戴維、三子沃倫留在美國就讀。不幸的是，羅伯特在回杭以後因病夭折，年僅7歲。他成了司徒家族中第一位葬在杭州西湖的人。

司徒雷登先後就讀於莫比爾市公立學校、弗吉尼亞州夏洛維爾市的潘託普斯學校、漢普頓—悉尼學院，以後又執教於他畢業的潘託普斯學校。

在漢普頓—悉尼學院就讀及其後在潘託普斯學校執教期間，司徒雷登受到了由基督教青年會發起的“學生志願赴海外傳教運動”的影響。

作為國際組織的基督教青年會是1851年傳入美國的，並逐漸在傳統的東部城市和一些大學中建立起了組織。1854年，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成立。1888年，以各學校青年會為基礎，正式掀起了“學生志願赴海外傳教運動”。青年會發起這場運動，主張美國青年的精神復興，並對拜金主義、*橫流、強權外拓進行自我改造；大學生們應本著基督教的精神，積極投身這一事業，到海外去傳播基督福音。1891年，美國各大學簽名志願赴海外傳教的學生已有6200餘名；後來，又進一步擴充套件到8000多名，這其中的三分之一即2500多名是派往中國各城市的。

司徒雷登深受影響，很快成為青年會的會員，後來又擔任了學校青年會的會長，並且在馬薩諸塞州參加了暑期《聖經》會議。他說：

在那一段教書期間，我有兩個夏天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和學生立志海外傳教運動在馬薩諸塞州諾斯菲爾德城召開的大會。我感到，人們在那些會上對宗教信念所表現出的不屈不撓和為之獻身的精神，給我以莫大的觸動。同時，那些為促進這兩次會議圓滿召開，參加了會議，或在會上發了言的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同樣給我莫大的鼓舞。那兩次會上所闡述的宗教信念與我過去所熟知的那一套古板而枯燥無味的信念截然不同。耶穌成了青年們崇拜的偶像和理想，而不僅僅被當作神學的體現者了。

“去中國，並使中國基督化”（2）

在這樣的背景下，1899年秋，司徒雷登辭去在潘託普斯學校擔任的教授拉丁文和希臘語的教職，轉入紐約協和神學院，重新成為一名學生。

1902年2月，司徒雷登作為神學院的學生代表之一，參加了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第四屆國際“學生志願赴海外傳教運動”大會。同年，他被冊立為長老會牧師，並獲神學學士學位，決意前往中國杭州——他父母的所居之處去傳教。

如果我們追本溯源，要從美國的歷史談起。美國建國後不久，在歐洲即爆發了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雖然同屬資產階級革命範疇，其實有著許多不同之處，法國大革命後來演變成疾風暴雨式的自下而上的街頭暴力，而美國獨立戰爭則是由受過良好教育的有產者領導，是一種自然甚至是有序的*革命。美國和他的母國英國一樣，都對法國大革命後期的混亂與血腥表示了反感。對新興的美國政府而言，維繫其共和政體的法律和秩序是他們的主要任務，而與此相關，美國基督徒也開始響應英國十九世紀前後產生的福音傳播運動，在這個背景之下，一個名謂美國海外傳教工作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組織誕生了，其釋出的宣言中，有這樣的話：

凡是能直接促進不朽、靈魂得救的事物，都是非語言所能表達，非理智所能想象的。有誰能夠對因懺悔而得救後的快樂加以形容？又有誰能夠對因無法得救而導致的無盡恐懼和痛苦加以敘述？誰又能將造福整個國家，革新全世界，解救人類於魔鬼之中，使成上帝之子，得享光榮、自由等偉大嘗試加以適切的描繪？

從此以後，海外傳教活動成為美國教會的固定工作。

1872年，美國南部浸信教會在其報告中更是直接提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