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藝術人生:天唱

第16部分 (第2/4頁)

國流行樂的影響。他們之間是不是也有“哈”來“哈”去的問題？假如有，那咱們的“哈族”可就成了“二手哈”、“影子的影子”了。

“二手哈”、“影子的影子”，多麼出息！這種有“出息”的成了主流，那就是當代流行樂的“國難”！

前兩年一次記者採訪，問到對眼下年輕歌手的看法，我的回答很乾脆：一個都不欣賞！這話說得有點絕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我並不後悔。

其實我沒有那麼激憤，就是想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對當下流行歌壇的看法，同時也給新一代提個醒。

如果現在有誰問我同樣的問題，我還是會這樣回答，但會補充一點：他們也是殖民文化心態的受害者。

或許，只有當我們的媒體和組織者像看重劉德華一樣看重自己真有特色的歌星時，更極端地說，只有當港臺和本土歌星的既定角色在他們那裡被顛倒過來時，當代流行音樂才能有所起色，才能建立起正常的趣味和正常的秩序？

〃本土〃的流失：再問當代流行樂怎麼啦（1）

“本土”的流失：再問當代流行樂怎麼啦

當代流行樂現在真的很亂。除了市場不規範、模仿成風，包裝也缺乏想象力。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本土”的流失，而這又和彼此之間很少交流，都是單幹有關。

最初可不是這樣。86年我和常寬、張海波等成為北京“十佳”歌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每天都要來回打幾個電話，交換各自的想法。

為什麼要交流？心虛啊。忽然得了獎，腦子裡一片空白，不清楚今後的路該怎麼走。那時流行樂在本土剛剛起來，節奏稍稍快一點的東西都特別受歡迎，也不管是不是原創的，或原創的成分有多大。常寬得獎是唱了一首日本歌，張海波唱的是《阿西》，我是《蒙古人》……前面說了，和聲部分是從蘇芮的帶子上扒下來的。這都不是事兒。

交流的結果，是一致認為必須拿出有本土特色的東西來，於是各人開始自己創作。89年前後，慢慢成熟一點了，就開始各幹各的。交流似乎成了一件多餘的事。也許都沒有這麼想，但實際情形就是如此，並且越來越是如此。現在，除了某些特殊的場合，除了同在一個公司的歌手之間有時可能在演出上有些配合外，平時大家基本上處於不通聲氣的狀態。

照說人不該只在心虛的時候才虛心，才想到交流，但看來有時確實是這樣。

我也曾真心誠意地動過念，想打破這種狀況，大夥兒齊心合力，一起為當代流行樂做點什麼，但好像沒有誰感興趣。後來我就想，咳，你這不是瞎操心嗎？

一次在澳大利亞演出，有記者問起這方面的事，我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我不想對別人妄加評論，而只能說，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清楚的。這就可以了。

那位記者接著追問我對自己到底是怎樣要求的，我說可以歸結為兩句話，那就是：永遠都不要脫離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永遠都不辜負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

這真是一片有磁性的土地，而我恰好就是一塊鐵。87年廣州的“新時代”做了我的一個專輯，反響特好，他們的老總表示願意送我去新加坡學習；我只在腦子裡轉了一圈，就以畢業不久和膽子小為由婉言謝絕了，因為我想不好為什麼要去那裡學習。我姐姐一再跟我說，像我這樣的人，到美國發展肯定有前途，並表示可以幫助我，我也從不以為然；因為我相信，我的歌唱事業在中國，也只能在中國。

在我看來，當代流行樂的高峰時期應該是88、89年前後。當時盛行的“西北風”代表了真正的中國文化。

你聽胡月唱《黃土高坡》，那詞那曲，是多麼親切，又多麼有震撼力，像是從你心裡、從你靈魂裡升起來的：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門前刮過，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她的聲音，以至她的形象，都和這首歌融成一體了。

相形之下，聽港臺歌手唱《龍的傳人》、《大號是中國》就有點不搭對。歌還是很好，充滿了愛國情懷，但唱的人細胳膊細腿的，不太配得上，像是農民穿西服的那種感覺；聲音也不太對，不是從心底裡衝出來的，而是喊出來的，本來沒那個力氣，非得在那兒抽。我還完整地保留著第一次聽這兩首歌的印象：一聽歌名心裡就喊好，而且有唱的衝動；可聽完後卻奇怪地認為，這算不上一首真正中國的歌。

一首好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自己的背景，其中深藏著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記憶。它能喚起並打通這種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