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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對我來說，酒已被歷史性地歸於雪中送炭，而收藏嘛，再怎麼著也只是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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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四十歲危機（1）
媒體都喜歡用諸如“北方蒼狼”、“強悍豪放”這樣的語言來描繪我，我也自認算得上是個豁達樂觀的人，但這並不妨礙我體驗生活中的鬱悶愁苦。
有原因非常具體的鬱悶愁苦，也有莫明其妙的鬱悶愁苦；有如烏雲般聚散不定、來得快也去得快的鬱悶愁苦，也有像南方的“梅雨”一樣成季節地罩在頭上，揮之不去的鬱悶愁苦。前者可歸之為“情緒”，而後者，就只能稱之為“危機”了。
2000年將臨。新千年將臨。新世紀將臨。四十歲將臨。一場意想不到的危機襲擊了我。
確實是“意想不到”。確實是“襲擊”：沒有具體的緣由，沒有觸發的契機，不能從日曆上指出確切的日子，更談不上有什麼精神準備，一種說不出的空虛、厭倦、沮喪、灰濛濛的意緒就那麼控制了我。
現在我可以心平氣和地說，那正是我的“中年危機”，或早或晚，我都得經歷這場危機，它是人生躲不過的一劫；然而在當時，我甚至連想都不會這麼想。原因很簡單：當時我的心態還是那麼年輕，根本沒有，或者說還來不及有什麼“中年”的概念。
似乎也不存在通常和危機相伴隨的“逆境”：在事業上，雖說還有待躍上一個新臺階，但藝術風格已足夠突出和穩定，況且一系列成就擺在那裡，怎麼也夠得上是個“成功人士”吧；在“個人問題”上，和珠拉的戀情已持續了將近兩年，雖有進一步“加溫”的必要，但基本上應該說大局已定；在家庭關係上，我早已被二老和其他家人認定是家裡的“頂樑柱”，而他們各自也生活安定，秩序井然，沒有什麼值得懸心的事。
不是說“男人四十一枝花”嗎？用花不花的來比喻太惡俗，那麼，說我正如一張完全開啟，且吃滿了風的帆，有理由自我感覺良好，應該可以吧？然而我卻一下子被捲進了一個看不見的漩渦，或落入了一個軟綿綿的陷阱。
心慌、失眠、盜汗、食慾不振、不想見人（包括朋友）、沒事就躺著、對什麼都沒有興致；酒喝得那叫兇，卻也喝得悶；好像總在想心事，但其實只是在發呆。四顧茫茫，輕得抓不住而又重得拖不動。典型的抑鬱症。
類似的狀況，以前也曾出現過。73年一次，95年一次，但那兩次都緣於很具體的外部壓力，至少有明確的誘因。73年那次前面說過；95年那次，是因為突然發現存摺上的存款已經無多，而進項渺渺。當時的感覺，像是一下掉進了一個冰窟窿，恐慌到絕望的程度，以致不斷想到死。“花完這些錢我就去死。”我甚至設計了好幾種自殺方案。
事後有朋友幫我分析，說我這是一種“創傷性貧窮綜合徵”，說白了，就是過去窮傷了，窮怕了，窮到了潛意識裡，以致反應過激，防衛過當。他對我自述的“自殺情結”未置可否，“但要注意”，他一臉嚴肅地警告說：“你在精神上缺少安全感，而且有偏執的傾向。這種傾向會誇張、放大你無意識中的創傷記憶，形成強大的自我壓迫力量。特別是你處在生命低潮的時候。”
他說的我懂。我見過從前餓傷了、餓怕了的人：瘦瘦小小的，可飯量一個頂倆大漢；不放過任何大吃一頓的機會，還要把桌上所有的殘湯剩飯統統歸併了帶回家，說是做什麼“羅宋湯”。其實那也是一種“創傷性貧窮綜合徵”。
問題是，“窮”現在對我無論是在現實還是心理的意義上都不再是問題，那麼，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創傷記憶”在作怪呢？
當然是處於生命的低潮時刻，對此我毫不陌生。低潮時刻的人會變得格外敏感、軟弱、消極而惰性。我的低潮往往和生病是一回事，這時我的偏執會偏到自我強迫，甚至自虐的程度：高燒40度，難受得都快不行了，而身邊一個人也沒有，就那麼孤零零地躺著。於是百哀齊至，禁不住地傷感。可傷感歸傷感，我還是寧願撐著，熬著，也不願吃藥看醫生，更不會給誰打電話；並且越是病得厲害，就越是這樣跟自己較勁。事後還美其名曰：享受孤獨。
然而，這次我並沒有生病。再說，這“低潮”也未免太低了吧？
再次閃過自殺的念頭。可連這念頭都是沒精打彩的，像嚴冬被浮雲蓋著的日頭。
那天在床上連軸躺到傍晚，午飯都沒吃（早飯我照例是不吃的）。突然想到去世不久的東彬，窗外就起了風。我若有所感，見房門開著，就默默禱告道：“東彬東彬，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