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藝術人生:天唱

第6部分 (第2/4頁)

郎才女貌”，但不僅如此。（2002）

什麼能讓大海沸騰？和珠拉攝於澳大利亞（2002）

上圖：　“嘎吉爾”這個十年前就起好的名字終於等到了主人

中圖：　小嘎吉爾吃奶和我唱歌一樣投入

下圖：　我想她將來當一名小提琴手

和珠拉在黃果樹瀑布前（2003）

去珠拉家的路上，背後是阿盟草原上常見的駝隊（2000）

我怎麼淨碰上了些好老師

我和我在內蒙藝校的老師呼力亞其（1977）

藝校三絃專業留念。前排右為呼力亞其老師（1978）

“蒙古王”？蒙古人

這不是成吉思汗（2005）

拍攝MTV《蒙古王》（1998）

都是鄧麗君惹的禍（1）

我已經說過，直到從天津音樂學院畢業，我一會兒這一會兒那，可從來沒有想過將來以歌唱立身，也沒受過任何聲樂訓練，那我是怎麼開始唱起來的呢？簡單一句話：都是鄧麗君惹的禍。

我的演唱風格與鄧麗君有天壤之別，但我這樣說，至少是我們這代人，恐怕人人都能理解。

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鄧麗君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歌唱家，還是一個文化符號。她的歌觸動並解放了我們心中柔軟的那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層繭殼包裹著。

正是從聽鄧麗君的歌開始，那種從內容到風格都以單一為特徵的意識形態音樂，也可以說那樣的一個音樂時代，不可逆轉地被我們拋在了身後。

我曾和不少當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過，經歷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剛進天津音樂學院那會兒正趕上舉國性的“鄧麗君熱”，我們男生聽得尤其兇，我則是兇中之兇。開始還有點遮遮掩掩，後來就變得不可收拾。也是一種時尚吧，但又不僅僅是。那種帶著點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現在的年輕人是無從體會的了。

為了聽鄧麗君，我甚至還捱了一個處分。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她的歌確實是一個文化符號。

當時我弄了不少鄧麗君的盒帶，平時都放在櫃子裡，上鎖。有一次不知怎麼的忘了鎖，於是許多人都知道了這個秘密。結果“反精神汙染”運動來了，鄧的歌被歸入“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也不知哪個混蛋告發了我，正好學校抓“典型”，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是開全校大會宣佈的。

那天共宣佈處分了兩個學生，另一個是同屆民樂系學笛子的，因為打架。

散會後我回到宿舍，一個人悶著，正覺得難受，有人敲門，開啟一看，正是這位仁兄。他也繃著個臉，但眼神裡分明有一層探詢的意思。我知道他在問“你沒事吧”，就搖搖頭說“沒事”。

然後我把我的處分決定遞給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說走，咱們喝酒去。

這以前我倆沒任何來往，此後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倆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頭，檔案比人重要，挨個處分，往檔案裡一存，可不是鬧著玩的，影響分配不說，搞不好要影響你一生。

那次處分也確實進了我的檔案，好在畢業時給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學院裡買了一臺雅馬哈電子琴。全院也就這麼一臺，我特喜歡，就總去玩。

當時氣氛已足夠鬆快，流行音樂也起來了，港臺的居多，大家夥兒都唱。

我平時總抱著一把吉它唱，有了電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麼唱什麼，但唱得最多的還是鄧麗君。沒辦法，好像是一種情感甚至靈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裡。

再往後，流行音樂越來越熱，電聲吉它也進來了。這時除了鄧麗君，我又迷上了蘇芮，總唱她的《搭錯車》、《請跟我來》什麼的。我寫《蒙古人》，和聲部分就借鑑了《請跟我來》，可以說是一個模子裡出來的。事實上我也是先扒帶子把譜子和和聲寫出來，然後彈著吉它唱，在此基礎上寫成了《蒙古人》。

1985年我從天津音樂學院畢業，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團當指揮。次年在北京舉辦了第一屆“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賽，由東方歌舞團主持，王昆任評委主任，現在的好幾個“大腕”都是那屆大賽出來的。那是我第一次參賽，唱的正是《蒙古人》，還有《沙灘浪花》，結果和常寬、張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體愛使的“煽”話說，叫“一舉成名”。

其實，說“一舉成名”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