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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哥教我學騎腳踏車，當時十一二歲吧。兩個孩子，怎麼學？找一個特長的陡坡，我先坐上去，我哥在後面扶著，然後問：好了沒有？我說好了，他往前一送，我就歪歪斜斜地沿著陡坡往下衝。有時會歪到路邊的一棵樹上，人整個被撞得飛出去，在空中翻一個跟頭，重重地摔落在地。然而沒什麼，爬起來重新開始……
比如94年跟隨謝導拍《黑駿馬》，電影中有一個鏡頭：那個孩子撲過來，抱著我的腿叫“爸爸”。那時我還不懂表演是怎麼回事，任憑謝導啟發，就是有點無動於衷。電影公映後我們的貝團長看了，回來對我說：“老騰啊，你沒當過父親，就不一樣。人家小孩撲過來，我看你想抱都不知道從哪兒下手。”
……
這些場景說來互不相關，細想卻有一線牽聯。它們似乎在暗中反覆提示我最關心的兩個人生主題，即親情和成長。
我是歷來主張並踐行“孝”字當頭的，這是我所理解的“親情”的核心。“孝”當然首先相對於父母，是他們給了我生命並養育我成人。我說“孝字當頭”，是說不折不扣的第一原則。只要兩位老人有什麼事，我立馬就會回到他們身邊。團裡對這一點非常理解，也非常支援。比如03年8月中旬，本來安排了我兩場演出，可一聽說屆時我要回去主持老太太的七十大壽，馬上就主動幫我推掉了。
一顆平常心，活在音樂裡（2）
“孝”字突出的是父母的恩情和子女的感恩。2001年在北京曾舉辦過一次我的大型個演，其儀式可以說很富於象徵性。那次我先是穿著中山裝演唱，幾首歌過後，突然我母親身著民族盛裝，大圍巾重重疊疊，捧著一件蒙古袍、一雙蒙古靴、一把馬頭琴出現在臺上。上臺後就開始幫我換裝，仔仔細細地、一絲不苟地，直到扣妥最後一個褡襻。那場面真的很感人，據說現場的觀眾百分之八十都落了淚。
和“孝”密不可分的是“悌”。“悌”本來專指敬愛哥哥，但對我來說，是指兄弟姐妹間的相親相愛。我們家五個孩子的關係之親密無間常讓我引以為榮，那才真讓人體會到“血濃於水”呢。平時我們散處各地，姐姐和大妹妹更是相隔半個地球；但每年我們必定會安排聚一次，而每次相聚必定是長酒佐話或長話佐酒。那種快樂，就是給我個皇帝也不換！
把“孝”、“悌”的範圍再擴大一點，更社會化一點，就形成了我的交友原則和處世態度。我的好朋友崔東彬、楊強他們，基本上都是些大孝子。我們曾相約一起看望彼此的父母，可惜這已成了一個永遠的遺憾。
在我看來，一個人如果不能盡孝道，其他也就免談，更不必說成為親如手足的朋友了。
處世不如交友那麼單純，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還是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比如說參加“心連心藝術團”和各種義演那樣的公益活動，可以理解為作為公民配合政府行為，也可以理解為作為藝人遵守藝德，而我個人是把這當作一種反哺行為來看待的。商業經濟條件下的演藝市場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時也不免會想，唱一首歌憑什麼值那麼多錢？再說還有那麼多的歌迷愛你，喜歡你。這樣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出一個結論：你不能儘想著自己吃，也得以某種讓社會獲益的方式“吐”出來。“吐”，就是反哺，這是一件鳥類都能做到的事，更何況我們人類呢？
03年鬧“非典”，我專程乘飛機回內蒙捐了兩萬元，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化的“孝”、“悌”之舉。當時內蒙的好多大企業都把錢捐到了北京，我聽說了心裡很不以為然：內蒙本來就窮，又是重災區，為什麼不就地捐獻呢？那可是我們的父母之邦啊！
由愛父母而愛家，而愛家鄉，而愛這個國家；由愛親人而愛朋友，而愛歌迷，而愛所有的同胞，這些對我來說像是一個同心圓，所謂推而及之。推，不是用邏輯，而是用心；聽起來像是大道理，其實隱含著許多細節。比如我們家兄弟姐妹，前後都是兩年一個，可中間的我由於多吃了一年奶，和大妹之間就隔了三年。因為多吃了一年奶，我底子比他們都好；相形之下，大妹可就虧了。所以我常對大妹說，我多吃多佔，你還沒出生就欠了你的情。當然這是一個玩笑，但僅僅是玩笑嗎？至少還是一種心情。
人生如音樂，都是由細節構成的。正是經由無數的細節，親情的涓涓細流才匯成了愛心的大海，而一個人無可避免地走向成熟。這本書向你們呈現的，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在前面《莫名的四十歲危機》一節中，我曾把我所理解的“成熟”概括為兩點，一是懂得感恩、珍惜，二是平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