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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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反思，鄧歷耕進一步提出：

現在我們正在逐步糾正由於“組織加工”所產生的一些缺點。在這個時候，除了要繼續學習蘇聯圖片的長處外，我認為還應該學習其他兄弟國家，如*德國、匈牙利，以至資本主義國家新聞照片的長處。

鄧歷耕提出的問題，有其大背景。只是相對於新聞界其他領域來說，新聞攝影界遲一步罷了，清醒者也僅為少數人。從一定意義上說，鄧是20世紀50年代新聞攝影真實性問題討論中的先知先覺者。

1956年2月間，蘇共“二十大”召開，對斯大林錯誤的批判與揭露，促成了少數中國新聞攝影人開始反思對蘇聯新聞攝影教條主義式學習的弊端。在這一年5、6月間，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聽取了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的工作彙報，對新聞工作作了重要談話，強調要從教條主義、黨八股中解脫出來，對於別人的經驗，不要盲從迷信，要獨立思考等。在這一年年初，率先改版的《人民日報》就提出要研究和借鑑國內外報紙的有益經驗，在國外方面所列舉的國家或地區名單中，除了包括同一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外，還包括那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分別是蘇聯、東歐各國、英、美、法和東方國家四十多種報紙。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舉辦的“國內外報紙展覽會”上，除了展出解放區報紙、香港報紙外，甚至還包括《泰晤士報》、《紐約時報》、《朝日新聞》、《人道報》等。《人民日報》的這些作為，不可能不引起新聞攝影人的反思。

鄧歷耕又從“外國人對我們照片的反應”的角度，對“組織加工”問題進行了更進一步地追問：

我們許多圖片由於“組織加工”而太呆板，不自然，嚴重地影響圖片質量。這些圖片在國內外，特別是國外不受歡迎，有些外國人曾說我們的許多圖片是“擺”出來的，說我們的記者是導演。本來圖片宣傳就因為是真實的、形象的宣傳而吸引人，現在被人看作是“擺”出來的，那麼它的力量又在哪兒呢？

一個原則性的新問題

1957年5月，新華社攝影部袁苓撰文《　能否反映困難、能否進行批評？》，提出一個“原則性的新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時間，恰恰是在新聞攝影界盛行透過組織加工、擺佈，反對自然主義，以求“更好地反映新社會新生活”之時。①

他提出，“目前的新聞攝影報道工作中，已明顯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那就是，新聞照片是否應當反映困難，是否應當進行批評？

這是個“原則性的新問題”，並且“急需研究和解決”。對此，他提出了“個人的看法”。

1957年之前的幾年間，新聞攝影報道大都習慣於用照片來表現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來宣傳成就、表現先進。在日常的具體報道中如此，在群眾運動中和經濟恢復與建設事業的報道中也是如此。日久天長，不僅在整個攝影報道中，形成一種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並且在我們的頭腦中也形成這樣一種看法，似乎我們的照片只能報成就，報先進。也就是說，我們的新聞照片只能表現解決矛盾，而不能表現矛盾本身。

針對這種狀況，袁苓評述說：

很顯然，這樣的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確的，特別是在今天，這樣的看法和做法是和我們國家當前的實際生活不一致的，是有害的。這樣做的結果會給讀者帶來錯覺，似乎幸福會從天而降，社會主義的建設是暢行無阻、一切如意的。

例如，在我們過去的工業報道中，比較多的是一座座新工廠的建成，而像紡織工廠因為原料不足而停工的情況，我們卻從沒有反映。又如在農業方面，由於我國地區廣闊，年年都有各種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使農業生產遭受損失，而這種損失又不是國家給予支援和幫助就能完全彌補的。

袁苓認為，上述這些情況是可以報道的，應當把這些情況，實事求是地告訴給廣大人民。

袁苓進而分析了提出“反映困難，進行批評”這一“原則性的新問題”的背景。

在歷史上，我們曾經廣泛地使用照片來揭露敵人的暴行，批判社會的黑暗。當我們還處在被統治地位時，攝影報道的主要任務是揭露敵人的黑暗統治，激發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當敵我之間進行面對面的生死鬥爭時，攝影報道的主要任務，就轉變為報道革命戰爭的勝利，歌頌人民群眾的革命英雄主義，以鼓勵人民群眾爭取新的勝利。全國解放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恢復、建設和社會改革運動又成為攝影報道的主要方面。

可是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