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照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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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爭論者的視野。

周恩來總理對於這類新聞攝影中弄虛作假、導演擺佈等問題，曾經明確反對過。①

的確，中國共產黨攝影歷程中的諸多事件都與周恩來有關。1950年4月，在新聞總署設立新聞攝影局；1952年，新華通訊社新聞攝影部等工作，都是在周的親自操持安排下成立的。

對於新聞攝影中的加工、擺佈等問題，周總理也有非常明確的態度。吳群對此也有記述。

周總理是堅決反對新聞攝影中的弄虛作假、導演擺佈的。

1954年第一屆人大開會時，周總理發現一位攝影記者因未拍上代表在現場投票的情形而要求補拍，就嚴肅地批評說：

新聞照片怎麼可以弄虛作假呢？

周總理在審查照片時，看到一張農業生產的照片上有一排標語和一幅毛主席像，就提出質疑：

這是為照相擺的吧？平時能這樣嗎？

他看到一張自己和外賓談話的照片把當時在場的翻譯修掉了，就批評說：

沒有翻譯，我怎麼同外賓談話？會見外賓，也不是我一個人，參加會見的同志都一樣是執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線。

周總理還多次從技術層面指出攝影記者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有些攝影記者的基本功不過硬，攝影時動作不夠敏捷，選鏡頭太慢，只會擺好了照，不會照活的。他提出，攝影記者應該好好研究改進，有些地方也可以向國外記者學習，以便提高攝影技術。

有關周恩來總理與新聞攝影的關係的回憶文章中，大多可以看到類似這樣的句子：

我們攝影工作者滿懷深情，思念人民的好總理對人民攝影事業的精心撫育和諄諄教誨。

我們革命攝影事業的成長、發展和繁榮，處處都和周總理的指導、支援分不開，無處不浸透著周總理的心血！撫今追昔，我們怎能不心潮奔騰，感激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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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957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攝影記者內波爾在去蒙古人民共和國採訪後順便來到中國。此行，他造訪了新華社攝影部，東道主安排中央新聞組的記者與他舉行了兩次座談。座談過程中，內波爾成了被採訪物件，他一一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問題，這其中就包括新聞照片的“組織加工”問題。把“組織加工”問題作為座談的主題之一，足見問題本身的分量。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雙方有共同語言。此時“反右”已經開始。

一份名為“捷克斯洛伐克通訊社攝影部簡況”的會談記錄，記述了內波爾的話：

兩三年前，我們採訪時還進行組織加工，但現在這種情況是愈來愈少了。如果要組織加工的話，一定要符合實際情況。照片愈真實，宣傳的力量愈大。

我們反對組織加工，因為讀者看了經過組織加工的照片後，會產生懷疑，以後連沒經過組織加工的照片也不相信了。

譬如拍礦工，以前我們把礦工拍得很乾淨、很漂亮，礦工就不相信這是真實的。以後我們就按原狀去拍，照片就真實了。

我們反對組織加工，還因為那些照片像來自博物館，人物一點也不生動、不自然。有時只要照片真實自然，就是技術稍差些也無妨。

過去的事情，我們一定不再重新組織安排重拍。

另外，關於重大政治反響的拍攝，如讀報、座談等，我們不習慣。

從內波爾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社會主義國家攝影記者工作方式的相似性。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但在大家的工作詞典中都有相同的語彙、相似的問題，僅僅是意識形態使然嗎？還是大家都有一個老師——蘇聯新聞攝影界這個老大哥的緣故？這的確是一個耐人尋味、值得認真分析研究的話題。

這份會談記錄的整理者叫鄧歷耕，1957年4月10日，他在談自己對“組織加工”的意見一文中，談到了“學習蘇聯”時的感受。他認為，幾年來，我們學習蘇聯的新聞攝影，不論在內容上、技巧上和採訪方法上都有很多收穫。不過他還清醒地表達了另一層意思：

但我個人認為，蘇聯照片中的“組織加工”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影響。現在有很多人認為蘇聯照片太板，不自然，我認為這就是他們“組織加工”的結果。

有人說蘇聯是反對“組織加工”的，那可能是對於“組織加工”這個詞的含義，我們和蘇聯同志的解釋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從蘇聯寄來的大量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們在採訪時是大量運用“組織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