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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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後,墳墓上的泥土還沒有幹,變亂已相繼興起,皇家子弟不能幫助政府維護社會安定,高階官員沒有一個人具有使人民瞻仰信賴的高貴品德。早上還是伊尹(商王朝宰相)、姬旦(周王朝宰相)之類聖人,晚上就成了姒履癸(桀)、柳蹠(春秋時代大盜)之流的奸邪。國家最高權力一直在惡棍手上傳來傳去,保衛中央的禁衛軍,紛紛逃亡到外地;獨當一面的地方官員,沒有強大的軍力;關卡要塞,脆弱得像一根草繩。蠻夷登上寶座,而我們的兩位皇帝,卻喪失尊貴地位(指五任帝司馬熾、六任帝司馬鄴被俘)。原因何在?在於武皇帝所指定的繼承人失去大權,所託付的輔佐人並不恰當,禮義廉恥喪失,卑鄙汙濁的行為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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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六年 丙子(5)
基礎寬廣,房屋就不易倒塌;根部入地深厚,樹木就不易拔出;有條理有節制,秩序才不致混亂;有執著有堅持,人民才不會無所適從。從前的君王,所以能使他的政權長久存在,道理在此。周王朝自從他們的祖先姬棄(后稷)愛護人民開始,經過十六個酋長(王,十六個酋長父子相承,順序是:姬棄【后稷】、姬不窋、姬鞠、姬公劉、姬慶節、姬皇僕、姬差弗、姬毀隃、姬公非、姬高圉、姬亞圉、姬祖類、姬亶父、姬季歷、姬昌、姬發【周王朝一任王武王】),直到姬發(武),才正式取得政權,建立王朝,他們所累積的基礎和深入泥土的根基,是如此的堅固。可是晉王朝興起的景觀,立基紮根的情形,本來已跟前代有所不同;再加上政府中缺少品德純正的官員,民間缺少正直清高計程車紳。風俗邪惡淫亂,崇拜不應崇拜的東西,羞恥不應羞恥的行為。知識分子肯定《老子》、《莊子》才是正統,貶黜儒家學派的六經(《詩》《書》《禮》《易》《樂》《春秋》),議論的人認為,只說話不做事是境界高超,實踐力行是低賤庸俗。擔負行政責任的人,認為放蕩汙濁是豁達大度,遵守承諾、堅持立場是落伍頑固。進入仕途的人,認為用不道德的方法取得官位,是一種高貴,正正當當靠才幹能力升遷的,受到輕視。手握權柄的人,認為不辨是非,只閉著眼簽字,才是風流灑脫,對勤勞認真則加以嘲笑。
所以,劉頌屢次強調治國方法,傅鹹經常糾正奸邪作風,大家反而抨擊他們只注意俗事。而一些每天除了高唱虛空,不負責任,依附無心無肝的人,卻都名重四海,受到尊敬。像姬昌(文王)那種太陽已經偏西還沒有進餐,像仲山甫(公元前九世紀周王朝國務官)那種日夜都不懈怠的態度,世人會嗤之以鼻,而把姬昌、仲山甫免職,當做一撮灰塵般拋棄。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誹謗或讚美,都跟善惡的事實恰恰相反;知識分子全副精力都投入鑽營奔走和拍馬賄賂。有人事權的人,為了安置私人,去選擇官位;當官的人,為了自己利益,才接受官職。豪門大戶、皇親國戚的子弟,可以超越等級,直線上升,根本不受文官制度的拘束。悠悠風塵,全都是爭權奪利之士;高官貴爵成百上千,沒有一個人謙遜推讓。
劉寔曾著《崇讓論》(參考二###年),但沒有人反省。劉頌制定九級的文官升遷程式(參考二九九年八月),卻受到反對,不能實行。婦女們不知道縫紉,興之所至,縱情任性,甚至忤逆公婆,有的更誅殺陪嫁侍女或丈夫的姬妾;做父兄的對她竟毫不責備,天下人也都不認為她有什麼不對。禮教刑罰,政治制度,完全崩潰。“國家將亡之時,根部一定先爛。”(《左傳》語)大概就是指此。
觀察阮籍的行為(參考二六二年),可知道禮教崩潰的原因。觀察庾純、賈充的爭執(參考二七一年五月、二七二年十二月),可知道高階層的邪惡。觀察削平東吳帝國時的爭功情形(參考二八○年五月),可知道將領們不能互相容忍。觀察郭欽的謀略(參考二八○年十月),可知道蠻夷為什麼背叛。觀察傅玄、劉毅的言論,可知道文武百官的汙穢墮落(傅玄奏章,參考二六五年十二月,劉毅奏章,參考二八四年正月)。觀察傅鹹的奏章(參考二九四年)和魯褒的《錢神論》(參考二九九年八月),可知道貪贓枉法的行為竟是完全公開。
民間風俗,國家大勢,已經成了這個樣子,即令是一箇中等才能、奉公守法的帝王主持國政,恐怕仍會發生災禍。何況惠帝(二任、四任帝司馬衷)完全授權給別人?懷帝(五任帝司馬熾)在大亂中登上帝位,受到強梁大臣(指“八王之亂”最後一王司馬越)的控制。愍帝(六任帝司馬鄴)在東奔西跑之後,不過徒擁皇帝的虛名。天下已經失去,除非是超越一世的雄才,再不能恢復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