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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記明“失態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蔣介石面前“失態之言”“殊屬不合”，連最瞭解他的陳叔諒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說只有妻子知道，陳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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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點滴（1）
從1940年開始，陳布雷也奉命接待過國內僑領和名流，他對名流和寧波家鄉前輩生死也常親臨慶弔。陳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蔣介石官邸招待過陳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記中記：“……九時卅分聞枕琴先生病劇，往歌樂山中央醫院訪問，至則已昏迷不省人事，僅能頷首而已，不忍久留，遂與顯光同歸，十二時往機場送行，陳嘉庚定今日飛昆明……”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駿彥，奉化人，曾任奉化縣龍津學堂學監，教過蔣介石的書，周駿彥還兩度到日本攻讀法政，追隨過中山先生，後來跟蔣介石，當過軍政部軍需署長，掌握軍餉、軍糧與被服等後勤工作，蔣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駿彥的孫子周宏濤在1943年5月接替俞國華，當了蔣介石的中文秘書。周駿彥為人比較正直清廉，所以陳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記中陳布雷記：“……聞枕琴先生於今晨醜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壽謝世，不勝悼惜，委員長以電命撰輓聯，並準備祭文……擬請國府褒揚之呈文稿則餘自撰，追念清德，寫罷不禁泫然，芷町謂余文中‘貞信普洽於將士勞瘁問候於晨昏’二語對於枕公洵非溢美美詞也……”7月31日又記：“……偕孟海同赴歌樂山平正農場，吊周枕琴先生，向靈前敬禮，不覺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見矣……”。陳布雷對馮玉祥還算尊重，所以“至馮煥章家祝六十壽”（1941年11月14日日記）陳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歲生日，陳布雷有贈詩，據陳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記實際是“芷町為我代作贈郭沫若五十生日詩四首，囑永甥送去……”就是翁澤永，當時任郭沫若秘書。
陳布雷一有空或忙裡偷閒，常常讀書自娛，如1940年9月3日日記中有記：“……夜閱林語堂所著《四十年來之北京》英文小說……”，1941年9月8日“……讀錢穆學術史論方東樹等講人一章，頗佩其言論之卓……”，10月9日日記中記：“……近日心裡閒散，擬乘此暇時養息精神，故僅讀書而不作事，自驗此心近三月來略能做到‘放得下，丟得開’之工夫，然當慎防因此流於荒怠也，讀宋元學案一冊，閱雜誌數種……”
陳布雷在重慶期間與吳文藻、冰心夫婦也有接觸，如1940年12月8日日記中記有“……四時（下午）謝冰心女士來說關於文化事業組及蔣夫人文學獎金各事……”12月10日日記中有：“……吳文藻君來訪談教育制度及中國造成現代青年之途徑甚詳，吳君為江陰人卅九歲，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謝冰心也……”。陳布雷有時讀書也會談點心得和體會，如讀馮友蘭論文，1942年5月5日日記中載：“……閱馮友蘭新世訓兩章，覺文字極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為語必合邏輯，文必合現代西方文法，乃堪為學術論文，其實此為一偏之見，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讀易解，不發生歧解為主，故寫現代文者，誠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於一詞一句，乃至排列順序上須為西洋的也，中國何嘗無文法，中國文法何嘗不合邏輯，但必運以中國文字之工具，而不違背民族語言之習慣，方使人易讀易解，馮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時還記下蔣介石大談所謂哲學，1942年6月11日“……十時卅分應委座之召，偕希聖過江去黃山謁談，十一時卅分到達，先在餘室內休息，十二時登山晉見，談戰局、文化等等，商榷經濟理論甚久，而於哲學之研究指示獨詳，委員長之意以為‘吾人哲學實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極。統馭心物，依餘自身所體驗，實為行健不息之天體，現時講太極，講陰陽，近乎易理，能瞭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實際宇宙萬物，自有盈虛消長之理，例如四時之執行，春夏秋冬，時序不同，其景象與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斂，遞相嬗續，而迴圈不已。此即變易與不易，吾人唯當認識其恆久之理。而應其變易之象。把握其‘時’，而以自強不息之工夫應之。孔子說君子而時中，時乎春夏則春夏，時乎秋冬則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則也。1時30分午膳畢仍略談文化宣傳理論，2時30分偕希聖迴歸。”陶希聖在當時也是專門寫文章之高手，蔣介石一席主觀惟心論後，醞釀要寫《中國之命運》了。6月13日日記中又記：“……偕稚公再至委員長處，委員長與稚公談太極一元之理，稚公以詼諧之思，闡宇宙之理，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