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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如流，忽忽三十一年於茲矣，中國革命實為一種復興運動，今日抗戰方殷，吾人一致努力撐持，此最艱苦之一二年時間，待反侵略陣營整個勝利之後，中國不獨可完全求得獨立自由與平等，亦必一躍而為東方各民族（蘇聯或不在內）之盟主，目前問題當然要看經濟有無辦法，而經濟之充實與管制則又繫於內政，此蓋極艱鉅之工作也。國府今日頒佈總動員法，聞將定於五月五日實施，蓋均有深意存焉。”下面是大量工作和接待人物，也涉及家事“九時，袁景裕君來訪，錢天鶴同來，談滬上人心歸向，抗戰之熱烈，為之興奮不已。九時卅分，望七弟等送泉兒上機場去蘭州，旋以氣候惡劣未飛行，沙孟海兄來談，李惟果兄來為我協助接洽，甚感其惠，旁午陳公俠秘書長來談甚久，午後小睡至三時起，考慮宣傳指導組問題，閱雜誌一冊，又閱呈六元件十餘件，外覆電六件，作函四緘，薛農山、曾虛日來談海外宣傳事，林聖凱君來談工業，傍晚芷町來，晚餐後處理四元件並手諭三件，與芷町商談今後工作之重點，閱蔣夫人為紐約時報所撰定論文，十一時卅分寢。”陳布雷每天日記幾乎都是這樣記載的，這裡只是選擇幾則而已，《三月份之回溯》（1942年的）中記：“本月工作並不多，而餘之精神腦力乃不能任重，頗自疑，豈遽衰疲至此乎，十五日曾檢討前半月之經過，記之於冊，意欲尋其致病之根源，而加以修治，並列舉應改正之要目，今日半月矣，綜合檢點，只早眠與夜睡時間尚能按照規定，而‘當天事當天了’仍未能做到，然大致已較前進步，筐中留牘漸少矣，獨於外出訪友多方接觸一節，迄未能實行，而客來訪晤者，接見時仍多作不必要之談論，且中氣漸虛，多談即疲勞，此最宜改正者也，自省心思煩亂之原因甚多，而家人群集，未得妥善安置，亦為牽慮分心之一主因，至於最後一星期則因奉命接洽人事諸多乖舛，始悟今日政界中直道而行之人太少，如餘率直簡易，不宜過問實際之人事，以既無技術又無耐心也，來日大難，不知叢脞複雜，將更何如，而餘欲免於悔疚，何可得手，計惟有對事則力求簡單，對人則儘量寬恕，而黽勉治心雙補，闕失而已。”陳布雷還拉了一位同鄉同學沙孟海專門來為他辦理慶弔文字，因為沙孟海此人為人方正，又熟悉文史，寫得一手好字，沙孟海原在中英庚款會工作，他是不願捲入政界的，一再拒絕陳布雷這位師兄之邀請，後來知道只是寫些慶弔文字，他也勉為其難，1942年4月5日日記中記的即其人其事：“……祭奠韓紫石先生，奉命代表往祭也，委座贈輓聯：江左文人推老宿，暮年風節重山丘。系孟海所撰……”對於陳布雷這種緊張的工作和身體狀況，有不少人勸過他，連其兄弟都勸過他，如1942年4月14日日記：“……起居顛倒如此，生活之不規律已甚矣，四弟來談，勸我諸事勿過認真……”可是陳布雷是無法解脫的，他對世事總是要認真思考與嚴肅對待的，如1942年9月13日日記中記：“……傍晚果夫來談中央政校事，乃知處友處事之道大難。稍不得其正。（即謂過於熱情體貼，或過於激，過於嚴，或放不開，想不透，觀察不徹之類），即不免以好心而生惡果。於處人數最多而複雜之群體尤然也……”11月5日日記記：“八時卅分起，昨晚睡眠充足，精神略佳，然環顧黨國艱難，人心散漫，經濟惡化之現狀，不知何以補救，而自身又衰疲無能，至此悲悵之情，終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方能使自身本分之事有個安排，雜念紛起，作友人私札數緘聊自宣洩鬱悶，晌午惟果來，餘與談心中痛苦，悲從中來，為之下淚……”11月9日日記中陳布雷又有感慨，他先草擬《發動黨員團員實行戰時生活案》，並起草《重新整理政治風氣造成各級政治之戰鬥化案》，午後又校譯蔣介石《對英國議員團之歡迎詞》，“……皆為寫成此一提案，以全文不過二千字之一案，而耗時如此之久，真如芭蕉之心已萎，春蠶之腹已空，殊自嘆其何以憔悴也。”“春蠶腹已空，芭蕉心已萎。”這兩句話把陳布雷內心委屈活脫脫寫了出來，這時陳布雷心力疲憊之至，蔣介石本來提議他去昆明休養，可是陳布雷不願走得太遠，還是對侍從室工作放心不下，於是選定去成都休養，12月5日日記中記：“九時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積，雜務從未間斷，對於成都之行不能從容準備，適委員長約於今日前往黃山晚餐，忽感時間不敷分配，又以委員長問及事略編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盡督促之責，不覺焦悶愧悔，致形諸詞色，有失態之言，事後思之，殊屬不合，然實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與望弟必感覺莫名其妙，獨允默知我之痛耳……”陳布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