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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1年全面鋪開激進的改革方案到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下臺，短短兩年功夫，“休克療法”在俄羅斯走完了從大紅大紫到人人唾棄的過山車歷程。隔著轉軌國家10餘年的辛苦路回頭望，俄羅斯在壯士斷腕之後，多少顯得有些無奈和苦澀。
“休克療法”只是一種技術手段，與“主義”無關，其目的在於糾正經濟失衡、穩定經濟而不是改變經濟體制，這與現在把“休克療法”泛稱為變革經濟體制的一切激進做法並不相同。現在看俄羅斯當時的經濟改革，輿論都把“休克療法”列為轉軌過程中的第一大失誤。但是，平心而論，當時難道還有更好選擇？首先，彼時的俄羅斯剛剛成立，社會中蓄積著一股巨大的要求清算過去、否定過去的民眾心理亟待釋放，經濟上面臨“經互會”大家庭經濟空間與聯盟統一經濟空間雙重解體的衝擊，年通貨膨脹率達到90％以上，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外債達800多億美元，生產持續下降。經濟失衡已經到了無論什麼“主義”者都無法容忍的地步，以遏制通貨膨脹為首要目的的“休克療法”大概誰都難以抵擋誘惑。像蓋達爾說，“到了1990年秋，很明顯一場危機就要爆發了：整個制度已經成為碎片，我們生活在毫無節制的通貨膨脹之中。一場革命就要來臨，就像布林什維克和法國公民一樣。在這種背景下，有秩序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唯一剩下的就是如何對付危機”。
其次，蓋達爾的“休克療法”也許確實很糟糕，但別的辦法是否更好也很難得到證明。雖然波蘭、捷克以及波羅的海三國搞了激進改革取得很好的轉型成果，但是沒有搞“休克療法”的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如今的經濟狀況也不比俄羅斯好到哪裡去。以波蘭為例，1990年實行“休克療法”，結果導致全國大*。瓦文薩以工人代言人姿態，獲得74�3％的支援率上臺，更換了不受歡迎的政府，結果卻把“休克療法”政策維持下來，成為東歐以反對“休克療法”上臺，上臺後卻大力推行“休克療法”政策的第一人。以後東歐國家又不約而同地相繼實行“休克療法”，“休克療法”在東歐遍地開花。
第三，任何一種改革方案都不是“萬能藥”，都有其適用的條件和範圍，有其特定的指向和發展邏輯。“休克療法”在穩定宏觀經濟方面有獨特的療效，這是大家明明知道它是個火坑，偏偏還一個接一個往裡面跳的原因。但這只是一項技術措施，對於經濟社會轉軌的體制性問題，“休克療法”力有不逮。體制出了問題，“休克療法”只能延緩矛盾，而不能根治矛盾，過一段時間，矛盾還會以更加嚴厲的形式暴露出來。經濟社會轉軌是涉及全面、綜合的配套改革，是一項長期、複雜而艱鉅的任務，短期內難以奏效。不加區別地將穩定宏觀經濟與完成經濟社會轉軌混為一談，必然導致將解決前一任務的方法，誤用來解決後一任務的結果。
第四，無論是激進還是漸進的改革方案，在執行上都應該從一而終，不能一會兒激進，一會兒保守，毫無邏輯可言。蓋達爾上臺後，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改革幾乎同步出臺。財政緊縮主要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貨幣緊縮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貸款利率，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實行貸款限額管理。但是到了1992年夏，俄議會推翻了政府的緊縮預算，大幅放鬆銀根，透過大量印製鈔票來彌補赤字、增加國企補貼。要知道，這時距離實施緊縮政策不過一年時間，俄國人們並未失去對“激進改革”的期望。俄羅斯的悲劇就在於反反覆覆，緊縮不徹底，放鬆也不徹底，都是幾個月的事兒，“等於說從來沒真正徹底搞休克療法，但又始終一直處於休克狀態”（秦暉，2004）。
傑弗裡？薩克斯在兜售“休克療法”時，曾指出轉軌主要是解決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三個問題。自由化可以看作為市場經濟建立一套競爭規則；私有化解決進入市場條件下的產權初始配置問題；穩定化是要解決原來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經濟失衡問題，實現宏觀經濟的穩定。對於這三項任務，一般認為順序首先應該從私有化入手。只有解決私有化，市場解決才有競爭的基礎，經濟穩定才能持續。理論上如此，但實際中全都變成了先穩定、後改造的步驟。私有化的滯後，導致了改革後續難以推進，也引發了一系列改革設計者始料不及的後果，集中地表現為改革的“二度陣痛”。
如果把責任都推到“休克療法”身上，就難免簡單化了。把“休克療法”視為一場西方國家搞跨俄羅斯的陰謀，也未免低估了俄羅斯人們的智慧，高估了西方國家那些陰謀家的水平！《貨幣戰爭》把“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