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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在經濟領域，我們沒有“日本通”，只知道隔海遙望日本發展的宏觀資料、行業動態，而不搞清楚其具體的微觀狀態，是沒意義的。必須從“細節”上，從“基因序列”上，把日本企業徹底搞個明白。
可是，對於日本這個強大的經濟發展“榜樣”和“對手”，我們卻鮮有踏實、細緻、認真、全面的研究者。日本企業的生產流程、技術研發、產品滲透等等，都需要我們做深入透徹的分析、跟蹤。
我們的大學很少有關於日本歷史、文化、經濟的專業，這是很不正常的。這說明我們整個社會缺少研究日本民族、國家和社會的氛圍。反觀日本，各個領域的“中國通”比比皆是。
在目前日益激烈的經濟競爭中，我們需要學習，不能浮躁，更不能漫無目的。你不研究日本，你怎能知道它的長處和短處？知道了日本企業的高明所在，那麼我們的企業在競爭中才能夠贏得主動。
1991年7月，我走出大學的校門，進入北京市第一輕工業總公司工作。僅僅一個月後，聽到同事們都在談論著一個話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於1991年8月10日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這次訪問，意義非同一般，因為1989年6月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而日本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主張不應孤立中國，海部首相成為北京政治風波後第一位訪問中國的七國首腦。
緊接著，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週年之際，1992年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開始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在當晚人民大會堂歡迎國宴上，明仁天皇談到歷史問題時說：“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並開始了國家的復興。”此時，中日關係處於非常友好的時期。
1993年12月底，經過北京市外企服務公司（FESCO）的推薦和一次簡單的面試，我無意中進入了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北京事務所［現三井物產（中國）有限公司］的糧油食品部工作。這時，我是一臉的茫然，不知三井物產是什麼樣的公司，只是想來外企掙點兒高工資而已。只記得當時面試我的部門總經理內田龍太郎先生對我說：“三井物產是日本最好的商學院，你是來學習的，需要做好長期在這裡工作的準備。”
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美國《財富》雜誌評選上一年度的世界500強企業，三井物產名列第一，緊隨其後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是另外幾家日本綜合商社，印象中分別是三菱商事、住友商事、伊藤忠商事和丸紅商事。此時，我才意識到我進入的這家公司在日本乃至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同年12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現中化集團）作為首家綜合商社試點企業。
上世紀90年代，在“走出去”戰略影響下，學習日韓模式，做大做強中國企業曾成為一種主流趨勢，期間出現了研究綜合商社的高潮。這一時期出版的專著有遼寧大學出版社的《日本綜合商社》（1995年）、天津大學出版社的《日本綜合商社》（1996年）和經濟管理出版社出版的《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綜合商社：理論？實踐？借鑑》（1998年）等。以“綜合商社”為關鍵詞，查維普中國期刊庫，1991—1997年間相關的論文有250篇之多。
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1994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中國政府從1995年開始轉向美國經濟模式，透過宏觀經濟管理手段控制利率槓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實施干預措施。存款利率一度漲到12％左右，五年期以上保值儲蓄還可以得到12％左右的保值利息，也就是說長期存款的利率幾乎達到25％，這種高利率在全世界恐怕也是少見的。一系列政策的結果是貨幣的回籠，通脹的消失，同時也造成經濟發展的急速剎車。
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異常變化並沒有引起日本企業的高度重視，我所在的三井物產北京事務所還是一如既往地忙於接待準備到中國投資的日本企業。作為綜合商社，三井物產的一項重要職能就是協助財團的關聯企業進軍海外市場。此時，由於中國市場沒有真正開放，三井財團的眾多企業正在大規模地向東南亞地區投資，但目標還是中國的市場。與此同時，三井物產已經帶領日本企業在中國成立了一批合資公司。
自序（2）
1996年4月，我被派往三井物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