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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立刻被他們否定。套在麻袋裡洗澡的事兒人們不相信——那是汙衊；在飛機上睡過了頭沒能跟愛爾蘭總統在夏農見面——那是撒謊；到別墅“批閱檔案”——那是因為時時想著檔案，想著國家。不過，當他在德國喝得醉醺醺地指揮樂隊，而一切又透過電視播放出來時，許多人的幻想終於破滅了。
然而這些事都是後來發生的，而1990年秋天正是群眾大會浪潮席捲全國的時候。那些大會都是由“民主俄羅斯”的領導人組織的。頃刻之間，這個組織就把本身作為人民代表的性質拋到了九霄雲外，得出結論說，透過議會鬥爭奪取政權的道路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其結果難以預測。他們選取了一條奪取國內政權的比較激進的道路——把群眾大會、罷工、破壞百姓生活保障系統等作為有效手段來運用。
我懷著一顆顫抖的心回想起那年的秋天。商店的貨架子全空了。海港和火車站停著裝運食品和日用品的貨櫃，可是卻有人把錢塞給那些想參加卸貨的人，把他們打發回家去。鐵路線上出現堵塞，國內的鐵路大動脈實際上全被切斷。糧食和蔬菜爛在地裡，水果爛在果園裡。各種商品短缺、刑事犯罪、民族關係惡化、罷工等各種情況一下子在全國各地都冒了出來。事實上國內已經出現了經濟和政治生活的全面瓦解。最後，政權癱瘓了。
這一切對誰有利呢？當然是對那些為了破壞國家政權威信而無所不用其極的人，對那些一心想奪取政權的人。自打那時起，在整整15年多的時間裡，為了反過來證明“民主派”奪取政權有理，電視臺一個勁地播放同樣的畫面：空蕩蕩的食品櫃檯。不過現在的那些“獨立”媒體的大老闆們卻羞答答地不願說出，為什麼商店會變得空空蕩蕩。
我的心裡常常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這些事發生在葉利欽當權的時候，甚至發生在當今政權之下，那會怎麼樣？為了讓這些人的頭腦清醒清醒，會把他們弄進去待上多少年？我說，年頭不會少了！這麼處理是對的——可不能拿國家人民的命運開玩笑！
到處都在開群眾大會，可實際上又做不出任何決定。庶民政治把國內的權力抓到了自己手中。是誰在早就極端複雜、極端嚴重的局勢上再火上澆油？是誰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以它作為破壞管理結構乃至整個國家的手段？請看名單吧——他們都是把人民命運撥弄於股掌之上的“玩家”。就比方有一份傳單，上頭宣佈1990年9月16日在練馬場開群眾大會：“參加者有阿法納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基、格德良、穆拉舍夫、波波夫、索布恰克、斯坦凱維奇、雅庫寧。葉利欽將應邀出席。”不過，當這些先生掌權之後，他們很快便把練馬場翻修了，搞得醜陋不堪，說得好聽點，是搞了個沒有品味的商貿中心，目的則是讓人沒法在“民主時代”再在這裡開群眾大會。
有些名字（以及他們本人）已經被人遺忘了，不過這不應該：正是他們構成了第一梯隊，完成了連希特勒也無法完成的“偉業”——讓這個國家遭受到歷史上最嚴重的失敗。我只想就其中的某些人物說幾句。
幾次決定命運的人民代表大會（8）
加夫里爾·哈里託諾維奇·波波夫有一次聲稱，消滅蘇聯共產黨的人正是他。他總是喜歡高估自己的作用，但我們卻不能否定他在這一毀滅國家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後來他對自己竭力推舉的葉利欽頗為失望，但在此之前他當過一段時間的莫斯科市長，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職位為自己撈好處：他徵用了黨和國家財產中的一塊“大肥肉”，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座以他為首的私立學校——國際大學。我經常在中央一級的報紙上讀到他的文章，發現他變得簡直認不出來了：現在他成了個具有國家觀念的活動家、捍衛俄國人民利益的鬥士。不過，人的本性是遲早都會暴露的：前不久他出了一本小破書，裡頭利用各種資料，收集了紅軍在衛國戰爭期間的一切“惡行”，講述了某些士兵和軍官在德國的不良行為，但卻對希特勒暴徒在我國犯下的滔天罪行緘口不言。
在蘇聯最高蘇維埃各次會議上，常有一個外表整潔相貌端正的年輕人參加辯論，他就是人民代表斯坦凱維奇。他跟他的同事索布恰克一樣，自動宣佈自己是新民主的“浪漫派”。斯坦凱維奇利用這一“高尚的形象”和莫斯科副市長的職位大肆中飽私囊。這位“民主浪漫派”有許多“本事”，比如同刑事犯罪組織有著動人的關係，貪賄成性，把前蘇聯部長帕託利切夫的住宅據為己有等等。所以並不奇怪，早在擔任第一屆國家杜馬議員期間，執法機關就對他提出過收受賄賂的指控。只是代表們沒有同意剝奪他的豁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