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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留了下來。這樣，思成就只能在臥病於床的夫人指點下自行擔當大部分煮飯燒菜的家務事。
其次是性格問題。老太太（林徽因的母親）有她自己的生活習慣，抱怨為什麼一定要離開北京；思成喜歡吃辣的，而徽因喜歡吃酸的，等等。第三是親友問題。我剛到梁家就看到已有一位來自敘州府的空軍軍官，他是徽因弟弟的朋友（徽因的弟弟也是飛行員，被日軍擊落）。在我離開前，梁思莊（梁思成的妹妹）從北京燕京大學，經上海、漢口、湖南、桂林，中途穿越日軍防線，抵達這裡，她已有五年沒有見到親人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間，她還是顯得生氣勃勃，像以前一樣，凡事都由她來管，別人還沒有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進餐，都吃得很慢；餐後我們開始聊天，趣味盎然，興致勃勃，徽因最為健談。傍晚五時半便點起了蠟燭，或是類似植物油燈一類的燈具，這樣，八時半就上床了。沒有電話，僅有一架留聲機和幾張貝多芬、莫扎特的音樂唱片；有熱水瓶而無咖啡；有許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單但缺少洗滌用的肥皂；有鋼筆、鉛筆但沒有供書寫的紙張；有報紙但都是過時的。你在這裡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牆壁上挖一個洞，拿到什麼用什麼，別的一無所想，結果便是過著一種聽憑造化的生活。
我逗留了一個星期，其中不少時間是由於嚴寒而躺在床上。我為我的朋友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所表現出來的堅韌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動。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擔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中間。
如果我的朋友們打破這種觀念，為了改善生活而用業餘時間去做木工、泥水匠或鉛管工，他們就會搞亂社會秩序，很快會喪失社會地位，即使不被人辱罵，也會成為人們非議的物件。
費正清因感冒在床上休息的時候，林徽因便拿了她在李莊寫的詩給他與陶孟和讀。
讓他們驚奇的是，在這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林徽因居然還洋溢著詩情。
費正清退燒以後，林徽因、梁思成陪他們去外邊散步，費正清對這川南小村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林徽因說：“中國南方的民居，最充分的體現了中國的人文精神，我有個設想，等身體好起來的時候，要對江南民居作一番詳細地考察。”
費正清說：“林，我已經明白了，你的事業在中國，你的根也在中國。你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是一種不能移栽的植物。”
在參觀傅斯年位於僻靜寺院的圖書館之後，費正清還用一個下午的時間看了來自美國南達科他州斯賓克縣的傳教士詹森博士，爾後與陶孟和重登小火輪返回重慶。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佈無條件投降。
訊息傳來，貧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欣喜若狂，8年的離亂終於結束了，好像陷進古井裡的人，一下子看到了陽光。可是梁思成當時不在李莊，在重慶正與兩位年輕的作家在美國大使館食堂共進晚餐。
林徽因慶祝的方式是極其特別的，她拖著病骨支離的身體，坐轎子到茶館去，這是她四年來第一次離開她的居室，以茶代酒，慶祝抗戰的勝利。梁思成興致勃勃地回到李莊鎮後，把家裡僅有的一點錢，買了肉和酒，還請了莫宗江一起相慶。林徽因也開了不喝酒的戒，很痛快地飲了幾杯。
乘著酒興，梁思成大聲教寶寶和小弟朗誦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寶寶和小弟看到將要隨父母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北平了，也雀躍起來。
隨著“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他們的心情也一天天不平靜起來。
然而，林徽因看到和聽到的訊息，使她心中非常不安，雖然日寇已經投降，可是歌樂山上空依然是戰雲密佈，蔣介石調兵遣將，準備打內戰。
1946年1月，她從重慶寫給費慰梅的信中說：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