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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捉一名，正準備回營時，忽然發現有數千名匈奴騎兵也向這裡開來。匈奴也發現了李廣，急忙上山擺陣，觀察動靜。李廣的部下非常恐慌。李廣低聲指揮說：“我們只有百餘騎，離我們的大營有幾十裡遠。如果我們逃跑，匈奴肯會追殺我們。如果我們按兵不動，敵人肯定會疑心我們有大部隊行動，他們決不敢輕易進攻的。現在，我們繼續前進。”到了離敵陣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廣下令：“全體下馬休息。”李廣計程車兵卸下馬鞍，悠閒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著戰馬在一旁吃草。
匈奴大將十分奇怪，派了一名軍官出陣觀察形勢。李廣立即命令上馬，衝殺過去，一箭射死了這個軍官，然後又回到原地休息。匈奴見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後，李廣的人馬仍無動靜，匈奴卻慌張引兵逃了，李廣的百餘騎安全返回大營。
又據《資治通鑑》記載，東晉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三月，有農民軍孫恩起兵謀反，攻打到海鹽城，時有晉將劉裕扼守海鹽。劉裕兵少，但他巧用計謀，夜裡在城中放倒旗幟，隱藏主力，次日天明，大開城門，並叫一些老弱在城牆上候著。孫恩軍見狀上前，問“守將哪裡去了”，老弱們說：“已經連夜逃走了。”於是，孫恩軍爭相入城，被劉裕奮起伏擊，孫恩軍大敗而逃。
又如，唐朝時吐蕃強盛，一度攻陷唐的邊城瓜州，守將王君煥戰死。張守圭接替戰死的王君煥，正在修築城牆，敵兵又突然來襲。張守圭備戰不足，情急之下，讓將士們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飲酒奏樂，若無其事。吐蕃懷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這些使用“空城計”奏效的戰例，無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戰的情急之下，無可奈何而採用的“沒辦法的辦法”；對手也必須是對我方虛實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蝕老本，或乾脆是烏合之眾。只有這樣，才能夠用假象迷惑住對手。
而像司馬懿這樣特地放對手一馬，以作為自己要挾軍權砝碼的，在戰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無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溫、劉裕、安祿山那樣的人。
閹黨究竟代表誰（1）
——《五人墓碑記》的背後是明末黨爭
張溥的《五人墓碑記》是隻要受過義務教育的當代人幾乎都讀過的一篇文章。那裡邊講的故事，粗看起來是這樣的：魏忠賢把持朝政，迫害東林黨，當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蘇州（當時為吳縣）市民愛戴的周順昌大人時，憤怒的眾多市民與魏忠賢的爪牙發生衝突，打死了一個小角色，數日後閹黨來鎮壓，5位市民出頭，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賢倒臺後，閹黨失敗，周順昌昭雪。為紀念死去的5個人，蘇州人把他們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稱為“五人之墓”。
這篇文章寫得聲情並茂，氣貫長虹，言詞激烈，令人讀罷，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說點什麼。
想說點什麼呢？壞人太壞，好人太好，新朝聖明，好人終於當道了。
張溥與復社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簡單。細看當時的政治大環境和作者張溥的背景，可以發現，《五人墓碑記》中的這五位市民，確實是疾惡如仇、鐵骨錚錚的硬漢，但在他們背後，其實還有隱藏角色在起著操控的作用。
他們背後的這股勢力叫做“復社”，復社的背後則是東林黨。
張溥是復社的領袖。在蘇州這場市民暴動之中，他並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觀的人，至少實質上不是這樣。
復社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呢？張溥又是怎樣一個人？
這要從明末東林黨的淵源說起。明朝廢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幹不動，只好讓大學士（高階秘書）代其處理政務。這樣，大學士日益成為事實上的丞相，但皇帝對大學士又開始不放心，於是培植太監的勢力，讓司禮監等機構分擔一部分中樞權力，併成立了東西兩廠之類特務組織作為太監勢力的虎翼——
這些設定，使得明朝政治成為始終籠罩在暗箱操作陰影中的秘密政治，朋黨政治的溫床就此產生——哪裡有暗箱，哪裡就會有朋黨，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發展表現出的鐵律。明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黨失去控制，處於混沌爭霸狀態。萬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顧憲成被黜回鄉閒居，但他在東林書院中與高攀龍等人以講學為名，品評國是，並與北京朝廷同黨者互為犄角，形成了“東林黨”。北宋歐陽修曾謳歌朋黨政治，稱“君子有君子之黨，小人有小人之黨”。東林黨正是一個自詡“君子之黨”的派系。於是，在明末萬曆、泰昌、天啟三朝，東林黨的盤子越做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