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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的各機關分批撤離，而其宣傳部也要一部撤離，一部留守。形勢的如此發展，使他對前途“悲觀之至”，168因而更促使他急於與日本談判“和平”。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來信後，即於22日覆信高宗武，“談大局前途”。雖然，我們無法得知他在信中對“大局前途”是如何估計的，但除了“悲觀”“失敗”之外，是不會有何種信心表示的。高宗武接周信後，於5月30日中午飛抵漢口，立即往見周佛海。下午1時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傳部，“談中日關係前途兩小時”。169
高宗武此次到漢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幾天，對他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到武漢了。他於5月30日中午到武漢，6月6日上午便“奉命”飛往香港。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周佛海幾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勢，商討對日外交，決定辦法。他們是如何商討的？又作了何種決定？周佛海在日記中沒有留下記錄，也沒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難於確切說明。但是，我們從日記的字裡行間，以及他們的活動中，仍可窺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晚，武來見，雲奉命明日飛港。談半小時，握手而別，將來再會何處，實難預測。”170這段日記說明高宗武飛往香港，負有特殊使命，而且這個使命並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時，這個“命令”非同一般，因為如果實現，決定了今後他們“再會何處”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另有所圖。
高宗武抵香港，並執行所負使命之後，梅思平則於6月23日由香港飛抵漢口。當即，周佛海便請陶希聖來寓，一起“商中日外交問題”，並談“中日外交趨勢”。24日，又一次商談。25日，梅思平往見汪精衛，回來後，與周佛海“談對宗武赴日之推測”。1717月1日，梅思平離漢口飛往香港。周佛海前往送行，臨別時感慨萬分，再次表示：“此別不知後會何時何地，珍重而別。”172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從擁蔣到反蔣（2）
上述記載已明白說明，高宗武已經赴日，其任務是進行中日外交談判。事實也確實如此。
高宗武是在6月22日晚，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外交部專員兼日文翻譯周隆庠乘“日本皇后”號輪船前往東京的。據周隆庠的回憶，經過情形大致如下：
高宗武與我從香港乘坐日本輪船到東京去時，先是晚上九十點鐘光景，坐出租汽車，到了日本總領事館，再換乘領事館的汽車，由領事館派人護送我們登上輪船，並秘密指示輪船負責人妥善照料我們，作了保守機密的特殊佈置。伊藤芳男則等候在長崎港外，秘密接我們上岸，乘汽車取道雲仙，轉乘火車，由伊藤一路護送我們到了東京。173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即是西義顯等人的提議，也是周佛海的慫恿，並得到汪精衛的支援。
由於徐州會戰的進行，西義顯的“和平”提議，未能得到日本參謀本部的支援和響應，但他並不死心。他在返抵香港後，極力鼓動高宗武去東京，直接與日本當局交涉。他對高宗武說：“如果您能決心飛往東京，把上次對我說的條件親口向日本當局建議的話……與影佐直接取得聯絡，這一事情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為結束戰爭在軍閥內部獲得優勢，這是確實無疑。既使只是使日本內部確立實現和平的願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想你也應去日本，我們這次來香港，就是為了歡迎你到日本的。”174
高宗武到漢口向周佛海報告了這一情況，並且得到了周佛海的極力支援和汪精衛的同意。關於此事，周佛海曾說：
我在高宗武再度上香港之前（後），對他說過：“你還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直接跟他們聯絡吧。”我說了這話時，高宗武便露示有所考慮的樣子，心中正是想著到底要上日本去，是不是應對蔣介石報告才好呢？還是不必呢？因為若在事前報告他，則一定要被其阻擋的，於是我便對他說：“你還是等到搭乘船上之後，才報告給他知道吧。對蔣介石的報告一事，我可以負責任了。”再三地對他鼓舞的結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決心，決定上日本去了，而且等到搭乘船上之後，才打電報來託我：“請對蔣介石稟告，並請代為設法。”
因此，我便把此事傳達給陳布雷，再傳達給蔣介石。蔣介石聽到高宗武上東京的訊息，便說出“太荒唐了！”他只說了這句話而已，再無說過別句話。175
從周佛海的供述中，我們可以得知，高宗武赴日本之事，蔣介石事前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贊成的。那麼，授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