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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立即將這一新的情況告訴了周佛海。他在聽完高的講述後，立即推想到，可能是蔣介石已產生了某種顧慮。他說：“蔣介石是腦筋非常好的人。關於此事似在事後立刻就想到，把高宗武送到香港太危險，將要被和平派所乘，還是把他留在漢口安妥的樣子。”148
暗中通敵（2）
由於有蔣介石的阻止，高宗武猶豫不決，但是周佛海卻再三慫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對高宗武說：“責任我願負擔，你還是放心去吧。”結果高宗武被說服了，於是便下定決心，於22日飛往香港了。周佛海說：“當時我若不說出要負責任，則高宗武絕對下不了出發的勇氣。”149因此，他對高宗武的決心衷心地佩服。
高宗武到香港的公開名義，是設立機關蒐集與研究日本情報。實際上，他的活動範圍不止於香港，這一點，在其赴港時，周佛海已對高宗武有了明確的交代。周佛海說：“我曾對高宗武說過：‘你到了香港之後，立即轉赴上海去吧，在香港仍是得不到情報的，還是到上海去吧’，因此，他就立即上上海去了。”150
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所以，在高宗武22日飛離漢口往香港後，周佛海才對蔣介石報告說：“高宗武在漢口得不到情報，所以他上上海去了。”周佛海說，蔣介石在聽了他的報告後，“只說了‘是的嗎？’一句而已，那時並無說出什麼話。”151
此前，周佛海向蔣介石提交的蒐集情報的計劃，和此時報告高宗武的行蹤，在地點上有很大的區別，而蔣介石並未作出何種反對的表示，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時至今日，我們尚未找到何種史料予以說明，也不能妄加猜測。但從中可以看出蔣介石當時的心理是很矛盾的，即贊成此舉，但又擔心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了蔣的矛盾心理，先斬後奏，造成既成事實迫蔣承認。
高宗武抵香港後不久，便照計劃到了上海。當時，周佛海本人也曾計劃去香港，只是由於蔣介石的一再反對，終於未能成行。3月5日周佛海寫信給楊淑慧，謂：“最好我能赴港，因為順便處理國際研究室的事情。會里可以替我買票，林柏生就是我們委託他辦此事的，大約宗武已介紹他和你見過面了。”152
周佛海所謂“國際研究室”，亦即國際編譯社；所謂“會里”，亦即“藝文研究會”，林柏生時為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負責人。他所謂要“順便處理國際研究室的事情”，究指何事，信中並未說明，但必定與高宗武的行動有關。
3月13日，周佛海寫給楊淑慧的信中有謂：“宗武若回，你可留他們夫婦暫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並“附致宗武夫婦一緘，請轉交。”
從他這封信中可以看出，高宗武已去了上海，並且即將返回香港。而且高宗武由香港赴上海時很匆忙，連住處都未找好，以致返港後不得不暫住楊淑慧處。這也說明周佛海對高宗武的一切考慮得都很細心。據周佛海信件的地址，楊淑慧時住香港銅羅灣大坑道12號3樓。
那麼，周佛海為何要高宗武到香港後，立即轉赴上海呢？其中原因也並非是由於在香港蒐集不到情報的緣故，而是另有秘密。
早在1937年12月11日，國民政府拒絕了日本的“議和”條件，陶德曼調停已經失敗，周佛海、高宗武便有了派人往上海與日本謀和的秘密計劃。1937年12月27日，周佛海在他當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宗武來，談接滬電，日有進行調解。”
這則日記實在過於簡單，使人難於完全理解。但從中可以看出兩點：一是高宗武始終與上海某方面保持密切聯絡；二是對方已表示願意調解。而所謂“調解”，當然是指中日戰爭。如果我們把這則日記與下述董道寧的活動聯絡起來分析，也許能從中悟出某種必然的關聯。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暗中通敵（3）
董道寧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他雖然生在浙江寧波，但長在日本，長相也像日本人，有“日本人”之稱，是一個地道的日本通。他雖然比高宗武年長10歲，但卻是高的部下。1938年1月16日前的某一天，當時陶德曼的“調停”尚未公開宣佈失敗，董道寧由戰時的漢口到了已經淪陷的上海，並往黃浦灘和南京路拐角上的匯中飯店會見了日人西義顯。
西義顯是日本滿鐵株式會社總裁（後任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門生。戰前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