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周佛海

第13部分 (第1/4頁)

周佛海是指定為出席廬山談話的人員之一。7月10日，他在鎮江召集教育廳師範各科教學進度表編訂委員會會議並訓話，接著向教育廳各科下達在他赴廬山期間應辦理的各項事務之後，離鎮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隨參加廬山談話的眾人，如青年黨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學的校長何炳松、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趙棣華、杭州《東南日報》主筆胡健中、立法委員楊公達等，由下關同船前往九江，於13日中午抵達廬山。

廬山談話會於16日上午在廬山圖書館舉行，首先由汪精衛就政治問題，如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等問題作一“引論”。接著參加談話會的張君勱、曾琦等相繼發言，闡述對憲政問題的意見。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講演，闡述中國政府對日本一貫的方針和立場。鑑於華北局勢的嚴重，蔣介石即於20日下午離廬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談話會全部結束，亦於22日下山，下午飛抵南京。

國民黨內部對於盧溝橋事變的處置，一開始就存在著嚴重對立的抵抗與妥協兩種態度。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的演講，申述了中國政府酷愛和平，“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度。“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針對日本的無理要求，蔣提出瞭解決事變的四項原則立場，即：“（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 （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中國不求戰，只是應戰，但是“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

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加強了對華北的軍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莊附近工事；令孫連仲部限期完成滄州至保定的工事。並且命令宋哲元加緊備戰，從速部署，決心大戰。96　。　想看書來

低調俱樂部（2）

7月26日，當日軍侵佔廊坊，繼續向南苑轟炸進攻時，蔣介石便明確指出：“大戰刻已開始，和平絕望。”9728日，日軍對北平近郊發動總攻擊，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長秦德純離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等職務；命令二十九軍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卻。29日，北平實際已淪於敵手。

29日，蔣介石就平津局勢的驟然變化，發表談話時，關於今後的對日方針稱：政府絕不能“視平津之事為區域性問題，聽任日軍之宰割，或更製造傀儡組織。”“惟有發動整個之計劃，領導全國，一致奮鬥，為捍衛國家奮鬥到底，此後決無區域性解決之可能。”亦“決無妥協與屈服之理。”98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對蔣介石的談話和採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澤東指出：蔣介石的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9923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支援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所提出的四項要求，並要求採取一切具體辦法來貫徹所宣佈的抗日方針。

但是，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集團以及少數社會名流，都對抗戰毫無信心。他們力主與日本妥協：對於普遍高漲的抗戰要求，則是非常恐懼和仇視的。周佛海便是失敗論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協，反對發動全國性抗戰。他說：

七七事變即盧溝橋事件勃發時，適值廬山舉行廬山談話會，集合各黨各派朝野人士會議。此時，中日兩軍衝突的訊息，傳到了這談話會席上，我那時深感“這事情是不好的，並且是非常麻煩的問題。這就是說，各黨各派的朝野人士，是雖都集合在這裡，但從當時的空氣來說，對日強硬態度是很昂揚的。”100

在他看來，假使不是廬山談話會的話，也許就不會有對日全面戰爭。

他誣衊共產黨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張抗戰，不過是唱高調，是藉此作為“倒蔣唯一手段。”周佛海說：當時，“朝野上下的調子，沒有不高唱入雲的。但是調子唱得很高的人，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以外，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但是，“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