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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所在的大本營第二部是一個政略部，也就是說該部的主要任務是專為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籌謀劃策，提供方案和意見。因此制定對日政策，本屬其任務之範圍。但是，出於恐日、媚日之態度，他們不是順應民心、順乎潮流，推動抗日戰爭的深入進行。而是違背民心，逆歷史潮流而動，策劃如何與日本直接談判，以外交方式結束戰爭。他說：“餘始終認為，中日關係非一戰可了也。”1108月16日，周佛海和高宗武、胡適、陶希聖等曾策劃對日外交辦法：第一，透過高宗武，由外交部派人往上海，與日本大使川越茂接洽，以達成中日交涉之進行；第二，由在野名流赴東京，利用其在野立場，與日本政府當局交涉，乞求日本接受中國政府談判、停戰的要求；第三，與此同時，亦可電駐倫敦大使郭泰祺，使之與日本駐英國大使接洽。他們預計透過這些途徑，大致三個月後可開始中日間的外交談判。111
1932年1月28日，日本進攻上海時，國民黨政府曾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進行抵抗。但在抵抗的同時，也在暗中促使英國出面與日本交涉，即所謂“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英國駐華大使的斡旋下，中日兩國政府暗中開始了談判，並在同年5月5日，與日本簽訂了滿足日本要求，有損中國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淞滬戰事於是結束。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低調俱樂部（6）
周佛海等人所策劃的與日本交涉的圖謀，仍不過是希圖重演淞滬停戰的故事。但是，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先從日本方面看，如果說，當時日本的要求還只是限於中國軍隊撤離上海及其周圍地區，允許日軍在這一地駐紮的話，而如今且本卻是要求中國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在華北及長江下游地區的廣泛要求，其限度遠遠超過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再從中國方面看，日本對中國發動的全面入侵，迫使中國人民除了起而抗戰之外，別無他途。而且全國民眾要求抗戰的熱潮，已成任何力量無法阻擋之勢，順之則存，逆之則亡。這些都是松滬抗戰時無法比擬的。何況，不僅國民黨內部各派系間的矛盾與鬥爭已基本平息，而且國共兩黨團結抗戰的局面業已形成，中國已經有了堅持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在如此形勢下，任何中途停止抗戰的企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周佛海等人的圖謀，理所當然的為當局所拒絕。
但是，周佛海並不死心，特別是戰事的擴大，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氣焰又極其囂張之時，周佛海對時局更加悲觀絕望，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策劃與日本交涉的各種方案。9月4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第72屆臨時議會上發表外交演說，聲稱日本在華北採取行動之目的，在於促進日本、“滿洲國”與中國的妥協與合作，安定東亞，以獲得共同的繁榮與福利。中國必須認明其錯誤，而與日本之目的與慾望能趨一致。周佛海認為，廣田的講話表明，日本的態度雖極強硬，但“未關外交解決之門”，112 因此，仍應與之開闢外交談判的途徑。而且為了製造有可能與日外交的輿論，他還要求發表廣田的講話。並且還擬訂了由英美出面調停的計劃與方案，促蔣實施。9月11日，周佛海與陶希聖密商，決定讓陳公博往訪義大利大使，利用陳公博與義大利外交部長齊亞諾的私人密切關係，透過義大利探詢日本發動戰爭的“真意”。113所謂“真意”，也就是要探明日本究竟希望得到何種條件。
中日戰爭是由於日本的全面侵華而造成的，中國的抗戰，完全是被迫的，如果日本停止侵略，或者按照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所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由中日雙方直接談判或者透過其他國家的調解，實現和平；或者將戰事適可而止，並不是中國政府所反對的。但是，戰爭既然已經進行，作為中國來說，絕不能採取主動與日本談判的要求。這正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立場。出於如此原因，蔣介石對於周佛海等人擬訂的以上種種方案，一一加以阻止，終使周佛海們的計劃化為泡影。
周佛海反對和破壞抗戰的活動，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這就是阻止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和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實現。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國際上明確表示反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同情和援助中國對日抗戰的國家，唯有蘇維埃社會主義*國。經過中蘇間的談判，8月21日，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條約規定：
兩締約國重新鄭重宣告，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
並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