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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會議。巴黎和會是當時國際政治的一個極其重大事件,各國的宣傳媒介都大量報道有關和會的種種訊息。周佛海曾說:在一高的時候,正是巴黎和會的前後,各國外交家都大出風頭。所以對於凡爾賽,非常神往,抱負著一種野心,將來想做一個折衡樽俎,馳騁於國際舞臺,為國家爭光榮的大外交家。後來研究俄國革命史,又抱著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眾,推翻支配階級,樹立革命政權的革命領導者。列寧、特洛茨基(即托洛茨基——筆者注)等人物的印象,時縈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這樣的人物。5
1943年,周佛海在他所寫的《扶桑笈影溯當年》一文中,曾談到:由於他是以“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當別人稱他為“做文章的”時,認為是別人對他的輕視。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20年暑假,他因返鄉而滯留上海時,一天去時事新報館拜訪張東蓀,他到了報館,但張東蓀仍未到。有個姓俞的編輯出來招待時,不久來了一個人,大約是研究系的相當重要的人,隨梁任公遊歐回國的。俞替他們介紹。當介紹周佛海時,稱他是“做文章的”,這使他萬分不高興。他說:“我當時抱負不凡,深以將來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如今卻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當成一個單純的文人,因此感覺是一種輕視。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價值和重要,但是我當時卻志不在此。”
從上述周佛海的自白中,我們可以看出,在周佛海的世界觀、人生觀中,一切是以“我”為中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