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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制度性腐敗，歷朝以來對付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殺”，從肉體上消滅貪官；另一個就是“教育”，透過樹立典型，大力表彰，提倡正確的導向，來感動人教育人轉化人。
這兩種辦法都如水中撈月，無濟於事。歷朝以來，以明太祖朱元璋懲貪最為堅定，對官員要求最為嚴苛，然而，偏偏是他定下一系列懲貪祖制的明王朝，腐敗得登峰造極。
在朱元璋看來，別的罪過都可恕，只有貪汙，一個也不能饒過。他制定了殘酷的懲貪法律，規定凡貪汙六十兩以上者，均梟首示眾，而且還要把人皮剝下來，裡面填上乾草，擺到官府公堂對面，用來警告繼任者。後來，見此舉仍不能制止貪汙，又規定：“今後犯贓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只要是貪汙，即使只有一兩銀子，照殺不誤！除了殺頭之外，朱元璋還製造出抽腸、刷洗、錫蛇遊等駭人聽聞的酷刑來懲罰貪汙犯。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獄再現，幾乎帝國每個縣的縣衙裡都擺著一個皮人，舉國殺掉的官員十數百萬。上自朱元璋的義子乾兒、皇親國戚，下至無品級的胥吏，只要稍涉貪汙，一個也不放過。
在這樣的嚴刑峻法下，明帝國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地方官員，從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到洪武十九年（１３８６），十九年裡，或者任中被殺，或者任中被罰，竟然沒有一個做到任滿的！有些衙門，因為官吏被殺太多，居然沒有一個人辦公。為了政府運轉，朱元璋只好開恩，叫那些官員死刑緩期執行，帶著鐐銬在公堂辦公。
在大屠殺的同時，朱元璋還十分重視樹立典型，表彰先進。他先後樹立了王升、王興宗、陶後仲、隋斌、王平等數十名廉政典型，對他們加官晉爵，大加封賞，並且編了《彰善榜》、《聖政記》等宣傳材料，廣為宣傳他們的事蹟。嚴懲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效果如何呢？雖然一時之間貪官似乎大為減少，然而，力度稍稍減弱，貪汙又如雨後春筍，勢不可擋。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貪汙案件仍然層出不窮。朱元璋連聲哀嘆，前邊的死屍還沒有收走，後邊的繼任者又貪汙上了。治理越重，貪汙的反倒越來越多。“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其實痴迷不醒的，是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幾千年來，從來沒有人嘗試過用其他辦法來治理腐敗，沒有人考慮過制度的合理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這樣一個封閉完足的文化體系包圍下，一切都有現成的正統解釋，人們已經喪失了建設性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
從某個角度來說，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對朱元璋的殘酷懲貪措施完全贊成：“我太祖視民如傷，執《周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慘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
可以說，上有朱元璋這樣愚昧的專制者，下有海瑞這樣甘於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國社會滔滔不止的貪黷文化。吃著粗糧青菜，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過著城市貧民的生活，海瑞從來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合理。他甘清貧如飴，清貧有助於他保持氣節，而富貴溫柔則是道德的陷阱。海瑞從來沒有反思過，開國之初的經濟蕭條與現在的經濟繁榮不可同日而語，以那時的標準作為現在的俸祿是否現實？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樣摒絕物慾是否可能？
海瑞：偏執症患者（6）
推崇中庸的中國文化其實總是在走極端。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和小人兩個相互對立的群體，宣稱一個人“不為聖賢，即為禽獸”，為中國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凡事都被劃為兩極，中庸無處藏身。清官們的一絲不取與貪官們的毫無禁忌，其實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長而成的兩極。
“清官”現象，其實是貪黷文化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清官與貪官相輔相成，正如太極之一陰一陽，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貪官們的“至貪”。換句話說，做清官標準太高了，對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絕大多數人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達不到清官標準，那或多或少，就是個貪官，既然貪了，何不貪個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場中是官員們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僅物質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擔巨大的壓力。每辦一件事，海瑞都要嚴格遵守帝國規定，因而窒礙重重，舉步維艱。同僚的譏笑、排擠、不合作，鄉紳們的抵制、咒罵、上訪甚至死亡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