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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皇帝和皇太極的目光分別從北京和盛京而來，聚焦在他身上。來自東西兩邊的政治、軍事乃至社會關係的壓力和吸力，揉撕著他。西面，是前途黯淡的祖國和家園。那裡正處在分崩離析前夜的緊張慌亂之中，幸虧山海關那高大厚實的城牆，把饑民的呻吟和叛軍的吶喊聲嚴嚴地擋住，讓他享受片刻清靜。而東面，三百五十年前，坦蕩而蠻荒的遼東平原上，尖聲嚎叫著的滿洲人潮水般一波比一波洶湧地撲來，沖刷得寧遠城搖搖欲墜。
越來越多的人投向滿洲，像洪水浸泡下不斷崩塌的堤石。其中包括吳三桂的三位舅舅，赫赫有名的祖氏三大將，這座寧遠城原本是他們把守。祖氏三兄弟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祖逖，那個志在恢復中原的東晉英雄。他們在遼東建立了自己的功業，並且相繼栽培和提拔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以及吳三桂本人。不過，現在，他們不再提及自己那位著名的祖先，他們寫來親筆信，替滿洲人勸降。這些信件娓娓說明，饑荒和寇賊的侵蝕下，大明朝千瘡百孔，氣數已盡，識時務者為俊傑。隨信而來的，還有皇太極的敕書，那上面寫明，滿洲人許諾給吳三桂的官職遠比崇禎皇帝給的高。
可是，官職再高，畢竟是滿洲人的。“投降”這個詞，即使是在吳三桂腦海裡轉一下，也火辣辣的，燙得他的神經不舒服。他吳三桂，怎麼能和叛變投降聯絡在一起呢？
自視頗高的他無法接納這個骯髒的字眼。天朝和異族，從來是兩個相互消解的世界。從敵人那裡得到的越多，標誌著喪失得越多。滿洲人給他的地位再顯赫，也無法抵償投降使他付出的人格代價和名譽損失。如果那樣，他將日夜承受輿論造成的心靈重壓。
和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個漫漶而無序的世界截然不同，穿過三百五十年來的時空，在關東這片土地上（那時候，這片土地上到處覆蓋著不修邊幅的森林和無邊無際的野草。人類只是在這野蠻豪放的土地的胸膛上，侵蝕出幾小塊難看的疤痕，作為城市和屯田。整個情景就像面板病初起時的症狀），放眼四望，所見到的世界卻是清晰、堅固、完整的。那是約三百五十年前的先人們心中的世界。這個世界來有源，去有跡，結構嚴謹，雄偉壯麗，一目瞭然。這個世界由儒家的倫理綱常所支撐，幾千年來不斷有智者為其修補加固，使其成為一處絕好的精神家園。每個人一出生就已被規定了生存的理由和目的，每個靈魂都可以在這個宏大堅固的庇護下安全而慵懶地憩息。這些靈魂都安土重遷，不到萬不得已，刀劍相逼，不會另尋他路。
吳三桂：無處收留（2）
在這個世界裡，生命並不屬於自己。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生命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於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目的，乃是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使之不致斷絕。這種責任重於個人的生命利益。這種思維大而廣之，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血緣關係的擴充套件。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的一切都被標上皇家的產權，陽光雨露都是皇家的恩典：恩命、恩旨、恩詔、恩賜、恩賞、恩赦、恩准、恩科、恩除、恩俸。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為，必須基於兩條基本準則，那就是對皇帝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係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把這兩種品質充分發揚光大，一切社會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治理天下的要訣即是充分培養鼓勵人們的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覆亡，那麼，作為本朝恩典的主要享受者的社會上層成員（包括官員和士人）就有義務為他的恩主盡忠殉國（這是光榮的選擇），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為新王朝服務（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某種意義上，“忠”和“孝”已經脫離道德規範的範疇，而上升到價值本體的層面。叛徒、投降者、貳臣，他們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世界。他們註定要被世界所拋棄。
翻檢圖書館裡整架整架發黃的史書之時，我驚異於歷朝歷代忠臣烈士的數量，他們總是於王朝板蕩之際集中出現，史書作者總是不得不為他們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蹟留出大量篇幅。他們的多數是在並無切身危險的情況下安然自裁，有的還同時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女，甚至於貼身僕人，常常是闔門自焚。他們用這種殘酷的自殺方式，為自己的精神生存贏得空間，並因此獲得精神上的自足感。這是他們完成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使命的最完美選擇。
吳三桂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效忠於大明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