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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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這其實是一個傳統話題，遠的且不說，萬曆時代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就曾說：“欲攘外者必先安內。”不過此時此刻楊嗣昌鄭重其事提出這一點，並非重複張居正的套話，而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崇禎二年（1629）與崇禎九年（1636），滿洲軍隊兩次南下所標誌的外患，與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大地的內憂，兩者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孰先孰後，是國家戰略無法迴避的大事，也是兵部尚書決策的重要依據。

他明確地提出，攘外必先安內，並且對此展開深入分析。他從皇帝聖旨中提及“安邊蕩寇”四字談起，皇上似乎以為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以為：“必先安內然後方可攘外。”一下子抓住皇帝的思緒，然後細細剖析：天下大勢，譬如人身，京師是頭腦，宣大、薊遼等邊防重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大地是腹心。現在的形勢是，邊境烽火出現在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在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緩圖，內憂更不容忽視，因為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臟腑潰爛，精血日就枯乾，徒有肩臂又有何用？所以臣說，“必先安內方可攘外”，並非看輕“攘外”，正因為“攘外”至急，才不得不先“安內”。

如果人們不受以往的先入之見所束縛，設身處地從明朝的視角觀察時局，那麼楊嗣昌所闡明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實在是當時唯一可取的選擇。

至於必先足食然後才可以足兵，也是傳統的話題，孔老夫子就給後人留下“足食足兵”的語錄，不過楊嗣昌提出這個話題，並非探討什麼微言大義，而是為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戰略方針，提供足夠的兵力與軍餉保障。為此，他向皇帝提議，增兵十二萬人，增餉二百八十萬兩銀子。他從“安內第一”的高度，提出加徵用於內戰的軍餉，因為它用於剿滅“流寇”，故而稱為“剿餉”。

那麼，他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所謂“四正”，就是陝西、河南、湖廣、鳳陽四個正面戰場，這四個地方的巡撫，以圍剿為主以防禦為輔。所謂“六隅”，就是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六個側面戰場，這六個地方的巡撫，以防禦為主以圍剿為輔。把“四正”與“六隅”加起來，十個羅網，所以叫做“十面張網”。假如“流寇”在陝西，那麼陝西、四川、湖廣、河南、延綏、山西的巡撫必須共同張網，六面合圍，總理入關和總督聯合圍剿；假如“流寇”在河南，那麼湖廣、鳳陽、應天、山西、山東、河南的巡撫必須共同張網，六面合圍，總督出關和總理聯合圍剿；假如“流寇”在湖廣，那麼河南、陝西、四川、應天、鳳陽、江西的巡撫必須共同張網，六面合圍，總督、總理都前往湖廣聯合圍剿。總之，總督、總理是隨敵剿殺，各地巡撫是四面合圍，不論主戰場在哪裡，都要圍成一個羅網，這就是“十面張網”的意圖。

皇帝對於楊嗣昌如此周到縝密的戰略方案非常欣賞，讚許道：只有你才能夠辦得到。

然而，新任五省總理王家禎是個庸人，和他的前任盧象升相比，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要他與五省總督洪承疇合力圍剿，共同擔當十面張網的主角，顯然勉為其難。楊嗣昌向皇帝推薦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熊文燦取而代之。

安排停當以後，楊嗣昌顯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證：下三個月死功夫，了結“十年不結之局”，不過是皇上赫然震怒之間的事情。他是不是在吹牛呢？

張獻忠谷城受撫，李自成商洛息馬

出任五省總理的熊文燦其實也是一個庸人，並沒有什麼高招可以制服流動於河南、湖廣的張獻忠，只能乞求於招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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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十面張網”（4）

崇禎十年（1636）八月，張獻忠在河南南陽遭到總兵左良玉的襲擊而受傷，幸虧他的部將、綽號“一堵牆”的孫可望奮力抵擋，才突出重圍。十二月，熊文燦派人前往勸降，八大王張獻忠和闖塌天劉國能表示了降意。正在前線監軍的太監劉元斌立即向朝廷報告：張獻忠求撫。楊嗣昌考慮到張獻忠最為驍勇善戰，唯恐其中有詐，主張命令他襲擊李自成、老回回作為考驗，否則就予以剿殺。皇帝以為不妥，駁斥道：“豈有他來投降，便說一味剿殺之理？”於是發出了“剿撫並用”的指示，事實上預設了熊文燦大膽招撫。

張獻忠摸透了熊文燦急於透過招撫立功的心理，將計就計，藉此獲得一個喘息的時機。當時他駐紮在谷城縣城，獲悉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