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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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十面張網”（2）

為了造成朝野震驚的效果，農民軍進入中都的紫禁城，焚燒皇陵享殿，以及朱元璋親筆題寫的龍興寺碑（龍興寺即皇覺寺），開啟高牆，釋放關押的人犯，焚燒官府衙門。據事後的調查報告，一共燒燬巡撫、巡按、知府衙門、留守司衙門五百九十四間，燒燬鼓樓、龍興寺六十七間，民房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死官兵三千多人。張獻忠還打出旗幟，自稱“古元真龍皇帝”，嚮明朝皇帝叫板。

這個所謂“流氛震驚皇陵”事件，在朝廷上下引起強烈震撼，官員們紛紛檢討朝政腐敗，是導致此次事件的根源。朱由檢如喪考妣，身穿素色布袍，親自前往祖廟祭告，表示深刻反省。幾個月之後，他下了一道罪己詔，主動承擔責任。他的高姿態，使得鳳陽皇陵風波逐漸煙消雲散，然而，中原戰場的嚴峻形勢仍然是一個棘手的難題。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朱由檢下令，西北五省總督洪承疇從陝西趕往河南，任命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盧象升為中原五省總理，指揮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五省軍務，與洪承疇協同征剿農民軍。原則上，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但是，如果河南形勢吃緊，洪承疇由陝西前往河南，配合盧象升；如果陝西形勢吃緊，盧象升應該進關，配合洪承疇，聯手掃蕩。

一個五省總督，一個五省總理，都以能征善戰著稱，皇帝的意圖是要他們南北東西夾擊，以求一舉蕩平中原。而洪、盧二人深知形勢嚴峻，都不敢貿然立下軍令狀。

形勢確實不容樂觀。正當他們合力掃蕩中原之際，崇禎九年（1636）六月底，北方滿洲軍隊突破長城要塞喜峰口，七月初三日，北京宣佈戒嚴，朝廷緊急徵調各路將領保衛北京。正在湖廣鄖西征戰的盧象升，突然接到皇帝的調令，要他出任宣大山西總督，由平定內亂改為抵禦外患。朝廷的這一人事調動，頗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味道，在加強北方邊防的同時，卻疏忽了中原的潛在危機。正如《明史·盧象升傳》所說，盧象升離開中原以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複製矣”，意思是說，從此農民軍得以大展身手，形勢很快就難以控制了。而盧象升在宣大總督任上，卻無法施展抱負，空懷壯志。

盧象升的調離，“東西夾剿”的局面不復存在，洪承疇也孤掌難鳴了。

楊嗣昌“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

此次北京戒嚴，兵部尚書張鳳翼失職，畏罪自殺。朱由檢環顧廷臣，沒有一個通曉軍事的幹才，於是想起前任宣大總督、丁憂在家的楊嗣昌，不經過吏部與內閣的會推，徑直由自己下旨，用“奪情起復”的形式，命令正在為父親楊鶴守孝的楊嗣昌立即出任兵部尚書。

楊嗣昌，字文弱，號子微，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歷任杭州府儒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戶部主事，天啟二年（1622）回鄉養病，崇禎元年（1628）起用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備道，調任山海關內兵備道。崇禎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頭銜，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楊嗣昌鑑於父親楊鶴髮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職。朱由檢以為他頗有軍事才能，又熟悉邊防韜略，足以當此重任，特地發去聖旨催促。赴任以後，他六次上疏陳述邊防事宜，多所規劃，皇帝感到“異才可用”。不久，父親楊鶴去世，他丁憂辭官，又遭繼母之喪，長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奪情起復”的聖旨，他三次懇辭未果，於崇禎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時，皇帝特地召見了他。

楊嗣昌居喪期間，以讀書消閒，對歷史掌故瞭如指掌，又一向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朱由檢召見時，侃侃而談，才思闊達，與以往兵部尚書木訥卑微的樣子截然不同。朱由檢激動得拍案叫絕，嘆道：悔恨用你太晚了！

皇帝的賞識令楊嗣昌感恩戴德，幾天之內接連呈上奏疏，陳述關於治國平天下的真知灼見。這些奏疏，都收在他的文集——《楊文弱先生集》中，例如：《犬馬十年遇主疏》、《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等，顯示了這位學識超群的兵部尚書與眾不同的見識。

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十面張網”（3）

首先，他提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方針：

第一，必須先安內，然後才能攘外；

第二，必須先足食，然後才能足兵；

第三，必須先保民，然後才能蕩寇。

這三點，是他的施政綱領，以後向皇帝提出的建議，都是圍繞這個綱領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