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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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擅權造成政治禍亂，共有三次，即王振、劉瑾、魏忠賢，一次比一次厲害，而魏忠賢之亂差一點導致社稷顛覆。原因就在於，宦官與朋黨合而為一，結成所謂“閹黨”。身臨其境的政治家兼學者文震孟說得好：王振、劉瑾之時，小人依附他們，被輿論看作“旁門曲徑”，偷偷摸摸，唯恐別人知道；到了魏忠賢之時，小人堂而皇之地依附，看作“康莊大道”，“共知共見”，與小人對立的正人君子，全被魏忠賢看作仇敵。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以眾小人之仇讎天下，而君子始滌地無類矣。”

朱由檢排除種種干擾，對“閹黨逆案”進行最大限度的清算，是具有政治家遠見卓識之舉，是值得稱道的有聲有色的大手筆。反映毛文龍海島擁兵情況的《毛大將軍海上情形》

袁崇煥督師遼東（1）

後金的興起與遼東的形勢

建州女真的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後，在萬曆四十四年（1616）建立了大金王朝，為了與歷史上已經出現過的金朝相區別，史稱後金。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控訴明朝對女真的迫害，煽動軍民的反明情緒，嚮明朝宣戰。第二天，撫順集市開市之日，扮作趕集商販的後金士兵，混入撫順城堡，發動突然襲擊，俘虜明朝守將李永芳。撫順城堡就這樣被努爾哈赤輕易攻陷。遼東巡撫李維翰、薊遼總督汪可受相繼向朝廷告急，調兵請餉的奏疏紛紛送進紫禁城。皇帝朱翊鈞意識到遼東事態的嚴重性，下旨要“大舉進剿”。

從此以後，遼東就成了明朝的心腹之患。總兵張承胤率軍前去增援，被後金主力部隊全殲。四天後，努爾哈赤派人送來一紙文書，聲稱為“七大恨”而發兵，要求明朝派代表前往談判。代理兵部尚書薛三才感到對方來者不善，馬上向皇帝報告，遼東事務已經到了“不忍言”的地步。皇帝批准兵部的提議，任命總兵杜松駐守山海關，並且命令薊遼總督汪可受先期率兵出關，直抵廣寧；同時任命兵部右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兼遼東巡撫，革職查辦懦弱無能的李維翰。顯然，朝廷想把戰略反攻的希望寄託在楊鎬身上，賞賜尚方寶劍，對於不聽排程的總兵以下軍官，可以軍法從事，先斬後奏。

楊鎬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兵分四路出擊，與努爾哈赤展開激戰。其實，楊鎬也是無能之輩，再加上內閣與兵部指揮失誤，終於遭致慘敗。努爾哈赤乘勢攻陷開原、鐵嶺等地。

繼任的遼東經略熊廷弼，吸取前任的教訓，不再盲目追求“恢復”、“進剿”的表面光彩，以固守為上策，使得局面漸趨穩定。

熊廷弼，字飛白，號紫岡，湖廣江夏人。萬曆三十六年（1608）擔任遼東巡按時，對遼東巡撫趙楫、總兵李成梁放棄寬奠（今遼寧寬甸）等處八百里疆土，極為不滿。他在遼東的幾年中，杜絕賄賂，嚴懲腐敗的將領，風紀大振。後來不知道朝廷出於什麼考慮，竟然把他調離遼東，出任江南的一個閒職——南直隸督學。萬曆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再度慘敗。皇帝鑑於熊廷弼熟悉遼東軍事，提升他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頂替楊鎬的遼東經略職務。

當時遼東一片混亂，軍心渙散。熊廷弼走馬上任，還沒有離開京城，就傳來了開原淪陷的訊息。他向皇帝分析遼東形勢：遼東是京師的肩背，不守衛遼陽、瀋陽，必定不能保住遼東；不收復開原，必定不能保住遼陽、瀋陽。因此他向皇帝請求，一定要增派軍隊，保障給養，整修器械，不拖欠軍餉，不從中掣肘。皇帝考慮到收復開原乃是“御虜安邊”的第一要務，同意熊廷弼提出的請求，並且賞賜他尚方寶劍，加重他的實權。

然而形勢不容樂觀。此時鐵嶺又告失守，瀋陽及各城堡軍民迅速逃散，遼陽人心惶惶。熊廷弼進入遼陽後，著手整頓，處死臨陣脫逃與貪贓枉法的將領，罷免無能的總兵；並且監督軍隊建造戰車、火器，疏浚城壕，加固城牆，做好長期固守的打算。他向皇帝提出的“制敵方略”，不外乎恢復、進剿、固守三種選擇，從當前形勢出發，空談恢復、進剿，顯然過於草率，不如採取最為穩妥的固守戰略。具體地說，他主張“步步為營，漸進漸逼”，是一種以守為攻的戰略。而這種戰略必須以增加兵源與軍餉為依託。皇帝表示讚許。確實，只有防守堅固以後，才談得上逐步恢復、進剿，這是萬全之策。

熊廷弼經略遼東一年，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不僅遼陽城堡整修一新，而且原先遭到戰爭威脅的奉集、瀋陽兩座空城，如今也成為重鎮。

熊廷弼其人，有膽略而精通武藝，能左右開弓，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