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

第2部分 (第1/4頁)

人客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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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檢受命於危難之際（3）

所謂“對食”，是宮中特殊環境中形成的非典型夫妻關係。客氏是一個淫蕩婦女，原先與太監魏朝結為“對食”，後來喜新厭舊，與儀表不凡的魏忠賢結為“對食”。這在《明史·魏忠賢傳》中有明確記載：“長孫（朱由校）乳媼曰客氏，素私侍（魏）朝，所謂‘對食’者也。及（魏）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魏）朝，而愛（魏）忠賢，兩人深相結。”

從此，魏、客二人配合默契，輪流休假，不使大全旁落。朱由校就在這兩個人的包圍之下，成為傀儡。正如計六奇《明季北略》所說，熹宗內有客氏保護起居，早晚形影不離；外有魏忠賢曲意逢迎，巧會旨趣；魏忠賢與客氏，表裡為奸，完全操縱宮內事權。《明史·魏忠賢傳》說：“客氏陰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兩人，兩人勢益張。”為了爬上權力的頂峰，掃除障礙，二人先後對恩人魏朝、王安下毒手，把他們殺死。利用皇帝的信任，這兩個心狠手辣的宵小之徒，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

魏忠賢與閹黨專政

所謂“閹黨”，其實並不是什麼“黨”，而是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幫派。魏忠賢這個太監頭目，掌控宮廷內外大權，利用皇帝的昏庸，頤指氣使，不可一世，網羅親信，結幫拉派。《明史·魏忠賢傳》說，太監中除了王體乾以外，還有李永貞、塗文輔、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樑棟等三十多人，文臣中有政府高官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為之出謀劃策，號稱“五虎”；武臣中有掌管錦衣衛等特務部門的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專門殺戮反對派，號稱“五彪”；又有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寺少卿曹欽程等，內外呼應，號稱“十狗”，此外還有“十孩兒”、“四十孫”等爪牙，盤踞各級要害部門。從內閣、六部到各省的總督、巡撫，都有魏忠賢的死黨。這個死黨，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閹黨”，以專權亂政為能事，把政局搞得一團糟。

朝廷中的正直官員，不畏強暴，和“閹黨”展開了殊死較量。

天啟二年（1622），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馮從吾，反駁“閹黨”分子朱童蒙對北京首善書院的無端攻擊——提倡門戶之見。鄒、馮二人指出，書院講學是為了探討儒家經典，用學術來端正人心，把朱童蒙之流駁得啞口無言。其實，“閹黨”之所以反對書院，根本目的是禁止人們發出不同的聲音，既然講不出什麼道理，就暴力鎮壓。魏忠賢利用皇帝的名義，頒佈禁令，拆毀全國所有書院。在知識分子中間享有崇高聲譽的東林書院、首善書院、關內書院、江右書院、徽州書院等，都慘遭厄運。

就在同一年，剛剛進士及第出任翰林院修撰的文震孟，上疏彈劾魏忠賢把持朝政，皇帝上朝猶如“傀儡登場”。魏忠賢機敏地抓住“傀儡”二字大做文章，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狀元把萬歲比作傀儡。文震孟因此遭到革職處分。這種過於露骨的打擊報復，激起同僚的不滿。同科進士、庶吉士鄭鄤仗義執言，在奏疏中抨擊魏忠賢“竊弄”權柄，“內降”聖旨，拉大旗當虎皮，打著“聖旨”的幌子，排斥異己勢力。結果是可想而知的，鄭鄤也遭到“聖旨”的斥責：“黨護同鄉，窺探上意。”遭到嚴厲的處分。

此後，魏忠賢進一步網羅黨羽，把言聽計從的大臣如朱國祚、顧秉謙、魏廣微之流，引進內閣，控制中央政府的大權；並且指使親信，攻擊正直官員，陷人於法，政壇上一派恐怖肅殺之氣。

天啟四年（1624），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大義凜然地挺身而出，向皇帝進呈長篇奏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掀起了聲勢洶湧的“倒魏”風潮。

古代有這樣一句民諺：“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反映了兩種官僚的不同處世哲學所帶來的不同後果：剛直不阿，敢於直言極諫的人，往往死得很慘；趨炎附勢，善於拍馬溜鬚的人，往往飛黃騰達。於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為了保住烏紗帽，不斷向上爬，學會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講真話，假話套話連綿不絕，官場風氣由此而腐敗不堪。然而士大夫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氣節看得高於一切，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因此，“直如弦，死道邊”的官僚，前仆後繼，成為歷史的亮色。楊漣就是其中之一。

朱由檢受命於危難之際（4）

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出任常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