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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經走過了整整二百六十個年頭,距離它滅亡的1644年,只有最後的十七年了。這就是崇禎元年到崇禎十七年。
崇禎,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延續了十六年零三個多月,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將來臨之前,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進入北京外城、內城,逼近皇城。千鈞一髮之際,走投無路的朱由檢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縊身亡。他的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這一年(1644)宣告壽終正寢。
李自成雖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順政權在紫禁城的日子,不過區區四十天而已。由於招降明朝總兵吳三桂不成,他親自率領主力前往山海關征討,遭到滿洲鐵騎的突然襲擊,潰不成軍,倉皇退回北京。李自成進入紫禁城以後,遲遲沒有舉行登極儀式,到了大勢已去之時,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舉行登極儀式,當了一天皇帝,第二天開始撤離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一行,在騎兵的護衛下,乘著鑾輿,浩浩蕩蕩進入朝陽門,直奔紫禁城。於是開始了清朝皇帝君臨全國的時代,這一年就是清朝的順治元年。
處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換代轉折時期,崇禎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義。對於明朝的遺老遺少而言,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們對於同樣亡國的李後主所寫的絕妙好詞《虞美人》中的亡國之痛——“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充滿了悽婉的共鳴,便不難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時,離開明朝滅亡已經半個世紀了,據說,觀眾中那些依然留戀舊時代的人們被劇情感動得涕淚滿襟,唏噓不已,依然充滿感傷。
大明王朝的最後十七年,實在是一個悲劇時代。按照王朝的週期性規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續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個明朝,猶如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M,永樂、宣德時期出現了第一個高峰,它的標誌就是震驚世界的鄭和下西洋,被西方學者讚譽為“發現世界”的壯舉。此後逐漸走下坡路,到了萬曆第一個十年,由於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改革,出現了萬曆中興,使得萬曆時期成為明朝歷史上最為富庶強盛的時期,締造了明朝的第二個高峰。但是好景不長,皇帝為了消除張居正“威權震主”的影響,徹底否定了張居正的政績,甚至以為他是“專權亂政”、“謀國不忠”。於是乎,萬曆後期政壇高層忙於朋黨之爭,忙於“窩裡鬥”,國事急轉直下。到了天啟時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權落入大太監魏忠賢之手,形成“閹黨”專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職,就是被殺戮,政局腐敗透頂。
朱由檢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繼任皇位的。他嚴懲魏忠賢及其黨羽,清查“閹黨逆案”,為遭受“閹黨”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撥亂反正,希望再次營建一箇中興局面。然而時勢已經大變,東北的清朝羽翼日漸豐滿,明朝與清朝的戰爭屢屢敗績,滿洲鐵騎多次越過長城要塞,威脅北京及其周圍地區。以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造反大軍,已成燎原之勢,馳騁中原。這兩股勢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廈將傾,狂瀾既倒,崇禎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企圖挽狂瀾於既倒,然而心有餘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國的悲劇。在這一幕悲劇中,每個人都在演出悲劇,皇帝以悲劇謝幕,大臣們也莫不以悲劇收場。
大明王朝無可奈何地走向滅亡,而且亡在一個頗想有所作為的皇帝手上,不僅明朝的遺老遺少,甚至清朝的順治皇帝,都扼腕嘆息。其悲劇性就在於,並非亡國之君的朱由檢演繹了一幕亡國的悲劇。平心而論,朱由檢在明朝諸帝中,絕對不是一個昏君,說他出類拔萃,也毫不為過。他上臺以後,力圖挽狂瀾於既倒,由於問題積累太多,內部早已蛀空,頹勢難以挽回。無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廈,轟然倒下。朱由檢本人以自縊的方式殉國。
引言(2)
這樣的情節,怎不令人黯然神傷!
它以悲劇的形式,向人們展示一個王朝走向滅亡的過程。我把這幕悲劇的細節儘可能真實地還原出來,目的是給予讀者歷史固有的深邃啟示,並非只發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們觀看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那樣,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場上,而是以超脫的眼光來遠距離觀察歷史。
19世紀獨步歐洲史壇的德國曆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