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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農民軍逼近北京郊區,朝野震動。朱由檢召集大臣詢問對策,大家都束手無策,只說些無關痛癢的話,例如關閉城門、禁止出入之類。次日,他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大家一言不發,他氣憤之極,大罵兵部尚書張縉彥瀆職,張縉彥索性摜紗帽,乞求罷官。這種精神狀態,除了坐以待斃,還會有什麼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農民軍抵達居庸關。監軍太監杜之秩和總兵唐通,不戰而降,輕易地讓出捍衛北京的最後一道關隘,巡撫何謙與總兵馬岱臨陣脫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檢仍然在宮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補知縣三十三人。突然,太監送上緊急公文,開啟一看,朱由檢頓時臉色驟變,起身入內。這份緊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經陷落的塘報。內容是:這天黎明,農民軍攻下昌平,總兵李某自殺。農民軍隨即進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燒享殿,砍伐松柏。當天夜晚,農民軍沿沙河挺進,直達北京外城的平則門,沿途火光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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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自縊,以身殉國(2)
明朝大難臨頭了。
“講和”乎?“親征”乎?
兵臨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體,迅速分化瓦解,猶如大廈將傾,飛鳥各投林。一些投機分子秘密策劃應變措施,準備迎接改朝換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長編》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聽差傳遞簡單的公文摘要,稱為“傳單”。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員魏提塘在路上見到一名高階官僚的聽差急忙趕路,詢問之下,那個聽差出示一張“傳單”,上面寫著:太監曹化淳和兵部尚書張縉彥等文武大臣“公約開門迎賊”(大家一致約定開啟城門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經在“傳單”上籤署了“知”字。可見一個應變的陰謀正在悄悄地醞釀之中。以後的事態發展印證了這一點。
三月十七日,農民軍東路進至高碑店,西路進至西直門外,開始炮轟城牆。紫禁城內,早朝依然照例進行,皇帝和大臣們相對哭泣,手足無措,有的說,應當起用“閹黨逆案”中遭到嚴懲的官員;有的說,應當加封劉澤清為“東安伯”,要他從山東趕來“勤王”。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馬後炮”,不予理睬,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隨即抹去。據說,其中六個字是“文臣人人可殺”,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
中午時分,農民軍開始攻打平則門、彰義門、西直門。守衛這三處城門計程車兵,所謂“三大營”,其實是一些老弱殘兵和太監,號稱一萬幾千人,毫無戰鬥力。何況沒有人燒飯,個個都飢餓不堪,哪裡能夠抵擋排山倒海般的攻勢!雖然城牆外面的陣地上佈滿了火車、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礙物,仍然阻擋不住像潮水一樣湧來的身穿黃色衣甲的農民軍,把京城圍得水洩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揮農民軍冒雨猛攻。城上的守軍向外面放炮,卻沒有炮彈,只有一陣硝煙和一聲空響,彷彿在那裡放爆竹煙火,敷衍塞責而已。
李自成在彰義門外,向城樓上喊話,希望和平談判。
負責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國楨在城樓上大聲回話:我到你的軍營來做人質,你派人和皇上當面講。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質。立即派遣已經投降的太監杜勳進入城內,向皇帝傳話。
杜勳快速奔進紫禁城,向皇帝傳達李自成的意思,要求開門迎降。他對皇帝說:李自成兵強馬壯,銳不可當,皇上應當為自己考慮。然後,杜勳轉達了李自成的談判方案——割地求和。具體內容是:割讓西北地區,聽任李自成建國稱王;犒賞軍隊銀子一百萬兩。
朱由檢徵求內閣首輔魏藻德的意見,說:這個方案如何?現在事情緊急,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決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擔責任,一聲不吭,一味鞠躬低頭。焦躁不安的朱由檢從龍椅上站起來,靠在椅子背後,再三徵求魏藻德的意見,對方始終一言不發。無可奈何,朱由檢只得命令杜勳出城向李自成傳話,這句話只有六個字:“朕計定,另有旨。”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否定了和談的可能。待杜勳退出,魏藻德仍舊沉默不語,氣得朱由檢推倒龍椅,匆匆離去。
所謂“朕計定,另有旨”,除了頑抗到底,別無他法了。朱由檢立即起草了“親征詔書”,用文縐縐的文筆,回顧他十七年的歷程,無奈地承認,十七年來,政治不修,禍亂頻繁,難道是沒有任用賢人,沒有遠離不肖者?以至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