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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部找戴季英，剛坐下來，雲逸同志急匆匆地來了，在他和戴主任談話時，我忽然發現他只穿了一雙用布條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麼也穿草鞋呢？即使在當時的條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雙較舒服的布鞋的。我們曾先後二次進駐舒城，不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張雲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裡的領導幹部談話，很少見到那些幹部主動來找雲逸同志，這個原因有的是不好來，而有的則是不願來。我們跟隨張雲逸到舒城的幾位同志也曾議論過這些事，覺得不太應該。在江北那段時間，為開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艱苦的，而且是他一個人撐持局面。記得以後在一次行軍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時的政治環境已有了變化，與國民黨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顯得疲勞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過來許多人，且派來了鄧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輕鬆了點兒。
張雲逸同志的道德修養是非常好的。他生活儉樸，不搞特殊化。當時新四軍創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難，只是在淮南根據地創立後，對高階領導才有一些照顧，但當時的伙食也還是一樣的，天天是青菜。記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餓了，他才叫伙房做點飯吃，吃時，他拿著筷子指著菜說：“這也算是特殊了。”他對自己的學習抓得很緊很緊，在舒城那段時間，只要晚上沒事，他總是戴上老花鏡認真讀書，有時他也和我講學習問題，一次他問我：“介一，你說西班牙的革命還能不能勝利？”這一問把我問住了。1936年西班牙發生了共產黨革命，因而發生了內戰，在中國的學生運動中也唱起了保衛馬德里的歌曲，就是說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關注。歐洲不少進步人士也參加了保衛馬德里的戰鬥。可是歐洲反動勢力支援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別是德國納粹政權公然派兵反對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臺，在西班牙實行法西斯專政，革命當時是失敗了。可是我怎麼回答呢？真有點難呵！我想了一想說：“人民還會起來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將來還會勝利的。”他接著說：“這只是暫時的失敗，革命總是長期的事。”他就是這樣聯絡革命實際，教育我們這些晚輩要認真學習，提高理論水平。
我不僅在雲逸身邊工作的時候得到他的諄諄教導，就是在我離開後，在同他幾次的接觸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誨。1941年我在淮南師範當教員時，有一次得知他路過這裡，我就趕到鎮上去看望他，並彙報了我的工作情況。吃飯時，他給我介紹了譚希林同志，並說譚同志也當過教員，於是他又對我談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勵我要當好教員，樹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轉業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過雲逸同志。我已經有近10年沒有見到他了，他仍然記得我，並非常熱情的接待了我。那時他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我們交談中，他忽然記得他的兒子張遠之曾在淮南聯中讀書，就叫他出來同我見面。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愉快地交談著，我就在這樣融洽的氣氛中度過了一個下午。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
我在雲逸同志身邊工作時間並不長，以後的接觸也是短暫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遠銘記心中。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張雲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愛的父親，我們永遠懷念您 張遠之王婷父親張雲逸出身於貧苦農民家庭，自幼參加勞動；青年時期在廣州黃埔陸軍學校加入同盟會，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34歲（1926年）那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一位自覺的共產主義者。
1929年5 月，父親接到黨的指示，毫不猶豫地離開妻子和剛出生幾個月的長子遠之，到廣西組織革命武裝和開闢革命根據地。他參加領導了著名的百色起義，以後又率領紅七軍轉戰幹裡到達蘇區，參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在漫長的歲月裡沒有父親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後，黨派父親到港澳、華南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了掩護工作，組織上將媽媽、遠之接到香港同住。這是在相隔8 年多之後，一家3 口在異地他鄉第一次重逢，9 歲的遠之才得以見到父親，感到還沒有來得及熟悉爸爸，黨又派父親去組建新四軍，在1938年初就匆匆離別妻兒奔赴抗日前線。直到1940年母親和遠之被國民黨扣押了7 個月後，歷經劫難，到達新四軍江北指揮部之後才和父親重逢。父親在任何時候都是把黨的事業、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國後不久，遠之聽從父親的勸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難，用3 個月時間突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