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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來加以評價的。
不過，即使有了上述深刻的變化和進步，在新的形勢之下，中外關係史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艱鉅而複雜的任務。比如，應開展系統的斷代研究和更多的專題研究，以期形成一個線索清晰、體系完整的學科；在各項研究中，應更多地體現出中外交往範圍博大、影響深遠的特點，既不放棄地、裡、人、物的考證校釋，也要加強對宏觀規律的揭示，還需顧及歷史與未來的聯絡，為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發揮出切合實際的作用，等等。
從中外關係史的角度看來，漢代是中國廣泛地開展對外交往最早的一個歷史時期。對於這一時期中外交往（主要是中西交往），由於時代久遠，材料匱乏，困難較多，故以前的研究大多比較簡略，或者是依附於其他主題（如通史、貿易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等）之下的陪襯或補充，或者是偏重於對某些側面甚至具體事物的探微。陳竺同、安作璋等專家雖有專門著作出版，在這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有些地方仍覺有重新檢討和繼續擴充套件的必要。筆者選取漢代中西關係這個舊題加以新作，正是出於上述的種種考慮。本書的寫作，利用了古今中外在這方面研究已取得的豐富成果這個有利條件，同時也結合了筆者在學習過程中的體會和思考，試圖對漢代中西關係的概貌及其歷史經驗有新的認識。
二、關於本書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在曠遠的亞歐大陸上（包括與西亞毗鄰的非洲東北角），集中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幾個古代文明。但多年來，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這些古代文明，被認為是互不相干地發生、發展著，尤其是分處於大陸東西兩端的古代希臘、羅馬和秦漢時期的中國，似乎一直是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之中，它們各自的光和熱未能傳播到對方的境域。
公元前的最後兩個世紀中，無論是在歐洲的義大利、萊茵河和多瑙河地區，在西亞的兩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中亞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和北印度，還是在中國的西北部地區，都發生了較大的社會動盪。回顧當時，可以看到羅馬軍團對北方蠻族的洗劫和鎮壓，帕西亞（Parthia）騎兵的東征和西進，中亞希臘人王國的崩潰及月氏部落的南遷稱雄，匈奴與漢朝的連年交戰。正是在戰爭的縫隙之中，在中亞、西亞到東歐之間，出現了頗具規模的陸路交通和國際貿易，從中國南海到印度的海上交通也進入初創階段。
此處值得思考的是，這些戰爭、動盪，究竟與中西國際交流貿易以及沿途各民族、國家的社會程序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內在的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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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4）
正當中西交通進入連續性發展階段時，亞歐大陸上的幾個主要的古典文明體系，開始在越來越多的方面發生交流和互相影響，而這種文明交流最活躍、最深刻的地區，卻基本上集中於中國西北部，即西漢時所稱之的“西域”。這一情況表明，研究古代中國與西方交通的發生與發展，闡發這一時期各種文明傳播與交流的特點和規律，對於進一步揭示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過程，瞭解多種文化的匯合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社會文化進步的影響，是有重要實際意義的。
研究漢代中西交往的問題，不可不提到“絲綢之路”。法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保羅·佩迪什說：“在對中亞的認識方面，商隊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從公元前2世紀起，就存在一條絲綢之路，它取道塔里木盆地，即中國的土耳奇斯坦和阿富汗的通道。”的確，歐洲對於東方的瞭解，最先來自印度和中亞，而這種資訊的傳播，主要依附於形形色色的商隊。這位學者接著指出，羅馬“頑強無畏的商隊穿越遼闊的亞洲大陸，從敘利亞一直到達中國，以便從中國帶回絲織品”［17］。在這裡，保羅·佩迪什以自己獨特的觀點勾勒了“絲路”早期的概貌。對於“絲路”的形態特徵，在中外眾多的研究論著中已有大量的揭示，但這畢竟是一個涉及廣泛的複雜問題，還有許多更加重要的內容有待開展深入的探討，因為在自然形態的表象後面，這條古代洲際通道是與社會變化的內在因素聯絡起來的，如小農經濟與手工業生產為貿易活動的擴大提供了物質基礎，並且促成了國際交通的開展；商路的開拓和發展，作為一種經濟的反饋，又促進了政治和文化的交流與進步；不同的國家或部族對國際貿易權的控制與爭奪，則又可能成為戰爭的導火線，反過來破壞社會經濟的穩定與和諧，等等。
古代的情形往往與現代有驚人的相似，漢代中西交往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