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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有無。甘谷漢簡中有“用獄令出錢縑絹……”［56］，這指示出縑絹被用做交納罰款，表明它的價值之高。在西域各地發掘的塞守、驛站和烽燧的遺址中，絲綢的殘片是很普遍的，如敦煌烽燧遺址［57］、居延遺址［58］、敦煌馬圈烽燧遺址［59］等。這都證明絲綢與邊塞烽燧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
總的說來，絲綢在漢代幾乎深入到政府對外交往的每一個層次，在中西交通的許多方面，絲綢都不同程度地起著重要的作用。
漢代的商品生產，絲綢佔了很大的比例，是國家經濟結構的一大支柱，絲織業當時固然是一項官辦的重要工業，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卻是農桑之業的一部分，表現出農耕與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馬克思點明瞭這種經濟特性與政治統治的關係：“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手工業上面的，靠著手織業、手紡業和手力農業的特殊結合而自給自足……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於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漢代的農業和絲織業，就是這樣地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政治和外交活動的強大基礎，也成為中國與西方開展多方面交往的物質保障。
四、國內商業活動與國際貿易的發展
在農業和手工業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商業的勃興是抑制不住的。但在秦漢時，常將商業視為與農本對立的末業，將商人當成投機鑽營的逐臭之夫，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和生產水平不高有一定關係。中國歷史上，對抑商政策的執行，以西漢時期較為苛刻。前述漢高帝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絲織品是漢代市場的主要商品，乘騎則是僅有的陸上交通工具，令商人不得衣絲乘騎持兵器（兵器在漢代也是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豈非等於斷絕了他們的生路？哀帝時定名田之法，令賈人不得名田。成帝算舟車，商車二算，倍於軺車。秦始皇的七科謫，在漢代得以嚴厲地實行。不過，也正因為漢代謫發大量商人從軍西域，才間接地為商人瞭解西域、開發西域創造了條件，這也成為漢代最終開通天山南北的交往道路，使之很快地繁榮興旺起來的一個間接因素。
然而，在漢武帝時期，政府對商人打擊的主要目標在於工商業豪強，尤其是限制鹽鐵鉅商地方勢力的滋生，以維護和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從宏觀上看，是有其進步意義的［60］。另一方面，以小農經濟為基本背景的民間商業活動，卻在這種不利的環境之中頑強地發展起來，並且反過來刺激了農業的進步，甚至直接導致了國家對外貿易的開展和中國社會的對外開放。
據《史記·貨殖列傳》，由於農業、手工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間接造成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勢，《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亦云：“重灌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甚至出現了《貨殖列傳》所說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情況。其實，就所取得的利潤來說，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是古今一律的，並不因為統治者對經濟規律的認識有限或偏頗而發生改變。因此，不論政府多麼嚴格地執行“強本抑末”的政策，仍然無法阻止商業的勃興。從史料中不難看出，謀利的風氣在漢代已經相當濃厚，這是一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逐利社會，所以在景帝、武帝以後，抑商多成為空談，不少積蓄倍增、廢居都邑的大商，不僅可以富比王侯，而且可以支配政治。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心動搖，商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故“民棄本逐末”［61］。東漢時，民間從商更成風氣。王符說：“今舉俗捨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遊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而且商賈雲集的城市又何止洛陽等大都市，“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62］。王符所言，不免誇大其實，但也反映出商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生產力提高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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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7）
由於鹽鐵私營長期受到政府的嚴禁，民間商業在這方面很難有較大的建樹，但在其他領域裡卻表現出獨到的作用。許多本來在農業經濟中不是商品的物產，也成了商賈逐利的物件，而政府有意提倡或限制不嚴的經濟產業，如絲織業、皮毛業、竹木業、制醬業等，就更加為商業發展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前面說過，漢初出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