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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每人上輸0。16匹，這個數目是很可觀的，足見漢代絲綢產量之大。元封元年，武帝出巡，“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東漢章帝時，因“時谷貴，縣官經用不足……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48］。在少數民族邊遠地區，則有“歲令大人輸一匹，小口二丈，是謂布”［49］，這個數字並不亞於中原地區的人均上輸量。看來紡織業的發展速度也是相當快的。
西漢時，皇帝施行賞賜用黃金，到東漢已多用布帛。絹縑之用做貨幣，在西漢末已是常事，而東漢最盛，不僅作為俸祿，而且也成為富戶貯藏財產的手段。這不僅是因為黃金的社會儲量有所減少［50］，也不光是由於民間盜鑄劣幣致使貨幣貶值［51］，其中兩個主要的原因是：（一）絲織業的發展已經超出當時社會其他各項經濟事業而躍居首位，布帛既是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反映在商品交換上也是一種價值穩定、使用廣泛的特殊貨幣；（二）絲綢成為國內外最主要的商品，特別是在與西域國家和民族的物質文化交流中，絲綢在交換中的價格，已遠超過它的價值，而且被賦予世界貨幣的特殊功能。正因如此，以絲綢貿易為主要特色的漢代中西交往，才會在廣泛的領域內發生重要的社會影響。
除了在貿易交往中充當商品和物質交換的媒介外，絲綢發揮出許多其他的社會功能，最顯著的就是漢代的“絲綢外交”。
兩漢朝廷對外關係，主要是與匈奴及西域部族和國家的關係。而絲綢在這種外交關係中表現了獨到的作用。
《史記·匈奴傳》中記高帝為與匈奴和親，使劉敬奉宗室女充公主為單于閼氏，並“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揭開了“絲綢外交”的序幕。文帝前六年，給匈奴“服繡祫綺衣、繡祫長襦、錦祫袍各一，比餘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子”。此後，西漢政府經常以各種名義向匈奴輸送絲織物，不僅歷朝未有間斷，而且數量依次遞增。東漢時，自重與匈奴通聘後，大體上也沿襲西漢做法。特別是南匈奴歸附後，待之以侯王之禮，而且賜以大宗財物，摺合成錢每年達一億九十餘萬［52］之巨。
漢朝向匈奴輸送絲織品，都是以政治和外交為目的。在西漢初年，絲綢北輸是為了“匈奴無入塞，可以久親”，它代表了一種消極被動的和親政策。但大量的絲綢並未換來邊境的和平久安。自漢軍擊破匈奴，統一了西域各城郭之後，漢朝政府與匈奴及西域其他部族的關係變成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的關係，雖然也有和親和饋贈，但已與西漢初年的消極和親完全不同，而是一種安撫和賞賜。此後直至東漢時，朝廷仍然不斷地向匈奴、烏孫、大宛、月氏等部族輸送財物絲帛，撥贈的數額，更是超過以前，動輒以數萬計。而且隨著中國絲織業水平的提高，高檔絲綢和製成品的成分愈來愈大［53］。漢代西域不產絲，因而十分渴望得到絲綢，特別是西方的帕西亞、羅馬國家以及遊牧民族，對東方絲帛的需求有增無減，其稱量價格幾與黃金等。漢統治者對西域各族需求絲綢的心理是理解的。只要他們服從漢帝國的統治，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凡來朝通聘，一般總是允准不辭，並儘量滿足其要求，賜給大量絲帛衣物。中原人民（包括許多上層官吏）則可用綢錦絲繡換取所需的西方物產。這也符合封建統治者的利益。於是絲綢便成了政府開展對外關係的有效手段，也成為中西民間進行友好交往的主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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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6）
除了外交功能之外，絲綢對漢代在西域交通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主要反映在古代烽燧遺址中出土的漢簡裡。
漢代烽燧制度是保障中西交通安全及邊疆地區郵驛暢達的重要方式。而且邊塞戍守中，絲帛也是不可缺少的物品。首先，烽燧塞守的布表，多以絲綢製作。表是塞守的象徵之物，等於一面威嚴的旗幟。《墨子·旗幟篇》：“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漢代烽燧所用的表，形式大小不一，但作用是一樣的。表又可做釋出敵警的訊號。居延漢簡中有“出亡赤三桓”“入亡人表二桓”等記錄，意為追逐逃犯，使用紅色的表。“蘭入表”表示蘭越塞防者所舉表號［54］。
夜間的烽火訊號，多是木烽，調以各種顏色，傳遞資訊。但時而也用繒為烽［55］，這樣雖昂貴些，但比較容易燃燒，緊急情況之下更為適用。
縑絹在邊塞之地，也廣泛用做貨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