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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書載，蜀守李冰在成都壅江水做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又據《漢書·嚴安傳》，秦時有令監祿鑿渠運糧之舉。張良說高帝都關中，是考慮到“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漢通漕渠之事，詳見於《漢書·溝洫志》，其直接目的是為溉田、運糧之便，間接也就形成了水上交通網。東漢明帝時，大舉汴渠工程，一則為除水災之患，二則擴大了水運之利。而在中外關係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是西漢時已經開闢了自南海至東南亞、南亞各國的海上交通，這是中國與南洋交通史的第一塊里程碑。
中西陸路交通在漢代的大發展，也直接得益於西域農業生產水準的提高。
西漢初年以前，河西地區一直是月氏人、烏孫人及匈奴人的遊牧區，農桑之業明顯不如中原地區發達。漢武帝時期克服匈奴之後，朔方、雲中、隴西、北地、上郡等地成為安置歸降匈奴人的特區。公元前121年設立河西四郡，派遣大批軍隊屯駐於此，又徙眾多中下貧民及亡道之民在此安家創業，開展農耕，很快便將這些以遊牧為主的地方建成新興的農業區，也使河西某些原來有較好農業生產基礎的地區得到更大的發展，從而促進了中原發達的農業經濟與天山南麓各綠洲和中亞、西亞古老的農牧經濟區聯成一體。這一變化，為中西交通的迅速暢通和繁榮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和政治保障［25］，透過河西四郡農業區至天山南麓農業區的道路，始終是古代中西交通的最主要的走向，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此。
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只是漢代社會經濟發展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有了農業的迅速發展，就有商業貿易的勃興、手工業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事業的繁榮。古代的中西交往，長期處在萌生和發軔的狀態之中，直至西漢時才以不可阻擋之勢發達興旺起來，最基本的動力，就是農桑之業的進步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二、鑄造業與中外交往的關係
漢代鑄造業對於國內外交往關係的促進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茲僅從鑄鐵業和鑄幣業兩方面略加說明。
（一）鑄鐵業
西漢的手工業是與農業生產相適應而迅速發展起來的。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朝廷中的少府、將作大匠、水衡、大司農四個部門，皆有工官設定，其中大司農屬有鹽鐵官、鐵市等。《地理志》中又記各地有鐵官，掌管鑄鐵冶煉。鑄鐵業與民生日用、戰爭國防、外交貿易有極緊要的關係。
西漢分置鐵官於四十郡（《文獻通考·徵榷考二》列舉其名），遍佈全國。根據考古資料，在華北、內蒙、華東、中南以至新疆等地，發現漢代冶鐵遺址三十多處［26］。漢代的礦場、鐵場，大者一家千餘人，小者亦數百人。如蜀地的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27］。又，《鹽鐵論·復古》：“採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鑄鐵業之所以發達，一是由於農耕發達，需要工具；二是漢代對外戰爭頻仍，兵器耗費因之大增。此外，貿易的開展也刺激了鑄鐵之業。因為漢代的冶煉技術，在世界上是遙遙領先的，如古滎漢代鍊鐵爐中使用了熱風技術［28］。漢代發明的熔劑、篩選礦石的方法及炒鋼技術［29］等，都說明漢代鑄鐵業的高度發達水平。當時生產出的農具、兵器，質量極佳，自然使得域外部族國家感到極大興趣，從而貿易交市，爭相搜求，不擇手段。
兩漢朝廷對鑄鐵兵器工具等控制嚴格，不使外傳，實行“別異蠻夷，隔絕器物”的封鎖政策［30］。南海諸郡不產鐵，全賴中原楚地及蜀地輸入，故在數量及使用範圍上頗受限制［31］。高後時禁與南蠻關市鐵器，趙陀竟因之反叛，至文帝時才和平解決。《大宛列傳》稱：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西域“不知鑄鐵器”，固然值得懷疑，但至少那裡的冶鐵鍊鋼技術遠不如中原發達是一定的，否則不會對中原鐵器（包括鋼）爭相搜求（詳見第三章第三節）。這條記載又表明當時在中原鑄鐵已相當普及，以至於在西征的官兵和西行的商旅中也有不少能工巧匠。匈奴人更注重在這方面與中原交往。據考古發現，匈奴人使用的鐵製斧、钁、錛、鋤等工具，其上鑄有漢字［32］。賈誼在《新書》中提出以控制鐵銅原料及其製成品的出塞來挾制匈奴的策略。這都證明鑄鐵業在中國與其他民族和國家交往中的獨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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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第2章漢代社會對外開放的經濟基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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