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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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合適。朱道一對著母親正了正帽沿:“媽,太合適了!您從哪兒弄來的?”道一問孫華善。
孫華善告訴道一,他向她要軍帽,她找過很多人都沒要到,最後想到道一學校的軍宣隊的軍代表,她想平時聽軍代表經常誇獎道一,說明表現好,向他們要一頂軍帽應該能行。可是又一想覺得不太合適,怕影響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這也是學校的一個光榮的事,這才去找軍代表開了口,沒想二話沒說立刻給了一頂新的軍帽。
朱道一一邊聽母親說一邊樂哈哈地衝著母親行軍禮,臉上是那樣地高興。“真謝謝您!媽媽!”看到兒子臉上還充滿稚氣的神情,孫華善心裡又高興又難過。
這一夜,朱維衡家裡燈火通明,徹夜未眠。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這年的春天卻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發芽的草木仍不見動靜,空氣中充滿了涼意。一個星期天的中午,在紡織研究院機電室工作的馬家馴來到朱維衡家裡。
老同學告訴朱維衡,他們紡織研究院的牆上已經貼出他的大字報,他說那都是捕風捉影,不符合事實的胡說八道,云云。
朱維衡勸他不要氣憤,要沉得住氣,每次運動總是來勢洶洶,慢慢就過去了,自己沒有問題不用怕,所謂的“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沒有想到,第二天朱維衡上班,他的辦公室外面走廊牆上,已經貼滿了他的大字報,也正像馬家馴說的那樣,全是胡說八道。朱維衡告誡自己要沉住氣,不動聲色。再仔細看去,所有像朱維衡差不多的高階研究人員全部一樣被貼了大字報。罷了!只好聽天由命!
兩週後的1968年4月15日,終於向朱維衡宣佈,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寫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詳細歷史,特別是解放以來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辦公室住,架起一張床來,晚上不許關燈,看管的人通宵在門外看著。在被隔離當天,另一幫人馬去朱維衡家抄家,翻箱倒櫃,連箱子底上貼的布都要揭起來查,這是朱維衡後來才知道的。這樣寫了一個多禮拜的交待,寫完了,交上去,不料他們說:“你以為就這樣完了啊?還沒有開始呢!”
過了幾天,要提審了,一個人押著朱維衡到另一個房間,一直要他低著頭站著,裡面已經有很多人坐著。他們叫抬起頭來看,問他認不認得。朱維衡一個也不認得。他們就說,這麼許多人都是為調查他的問題,從各個地方來的,要他老實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維衡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麼“罪行”,只能將他寫的材料唸了一遍。然後專案組組長問他:
“看見過手槍嗎?”他說:“看見過。”又問:“在什麼地方?誰?”他說“解放軍”。突然一個耳光,打在他的臉上,鼻血被打出來,滴在地上。專案組長厲聲吼道:“誰叫你侮辱解放軍!”,並指著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來的最好的清華大學畢業生,正是他,在朱維衡住院時第一個去看望他的,運動一來變了一個人。
接著換了一個人,問朱維衡在剛從上海到瀋陽時,都和什麼人來往,他一一作答,又問他還有誰,他想起一個,再問他還有誰,他又想起一個,又再問,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陳衛卿。那個人如釋重負,說:“那你方才為什麼不說?” 朱維衡這才知道原來他們懷疑的就是陳衛卿。接著問朱維衡,從上海到瀋陽時,有沒有人託他帶東西?朱維衡說“記不得了,”於是又問朱維衡,認識樊爔培嗎?朱維衡說認識。又問樊爔培有沒有託他帶東西給陳衛卿,朱維衡說記不得了,如果他託我帶我當然會帶。於是他說:“好,你承認帶了,那麼是什麼東西?” 朱維衡說:“這麼多年了,實在記不起來。我只是說如果他託我,我當然會帶。”他換個方向問:“是個小箱子嗎?” 朱維衡說:“根本不記得了,只是說假如他託我帶,我會帶。”他又問:“是不是像一本書那樣?” 朱維衡說:“不知道”。他繼續問:“是不是像一支鋼筆?”,朱維衡說:“不知道”。過一會兒,另一個人上來,問朱維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廠有過一次爆炸?”,朱維衡說不知道。朱維衡心想,莫非他們懷疑我從上海的樊爔培那裡帶了爆炸物給陳衛卿,陳衛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廠?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陳衛卿真的是破壞分子,應該是高階人物,怎麼會親自動手做這種最低階的破壞工作呢?作為吉林化工廠的總工程師,陳衛卿難道會去炸掉自己的工廠嗎?
這樣的“提審”有好幾次,有一次專案組說,為了查清他的問題,這麼多人全國各地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