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車夢 中國磁浮列車教父 朱維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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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特嫌

（28）特嫌

1966年6月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開始了。很快一切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停頓下來。大家最先是跑到北京大學去看大字報，鋪天蓋地，一片海洋似的。革命標語越寫越大，語句越來越刺激。中科院也開始有了大字報。

“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中科院的反動學術權威！”、“將無產階級*進行到底！”

學校也開始不上課了。大兒子朱道一回家來說，北大附中在批鬥一些老師，學生要革老師的命，保衛無產階級紅色政權。也有的同學被人寫了大字報，說他是地主階級的“狗崽子”也是革命的物件。妻子孫華善聽了很緊張，叫道一在學校不要亂說話，不要參加什麼活動，不上課就回家自己學習。道一說不行，他是班幹部要帶頭參加*。沒幾天，道一袖子上戴了個“紅衛兵”的袖章回到家裡。

道一向父母解釋說，他在班上學習成績好，又是班幹部表現好，就不計較家庭出身的，學校才批准他參加紅衛兵的，現在還是“井崗山造反兵團”的成員。

朱維衡聽這樣一說，心裡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也能參加紅衛兵組織，至少說明道一現在還不是革命的物件，不會被“專政”。

孫華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囑咐道一，千萬不能去批鬥老師，不要亂寫什麼大字報，更不能參加“打、砸、搶”，要文鬥不要武鬥，你要向我們保證。道一堅定地說，我不會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對孫華善說，他想要一頂軍帽。孫華善看著兒子渴望的眼神，心裡想上哪裡去找軍帽呢？我們沒有親朋好友是軍人，軍帽又不是隨便上街能買到的。她真的不知怎麼辦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說，媽給你想辦法！想辦法！

孫華善一連幾天，見到熟人就打聽有沒有軍帽，都回說沒有。就連院裡住的一位大嬸，會做縫紉的，經常幫人縫補衣服，孫華善都去找了她，問能不能做一頂軍帽。那個大嬸說，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來的不像，布的顏色特別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頂，但沒見他戴過。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孫華善一著急，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沒辦法了。

中科院的運動形勢越來越緊張，隨著一個一個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麼時候災難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連說話聲都越來越小，神情也越來越詭秘。

一天深夜，晚飯後的碗筷還沒有收拾，兩個孩子已經睡了。朱維衡和妻子還在小聲地爭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兒的條件太艱苦了。”孫華善堅持地說。

“道一在學校表現不錯，又是班幹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維衡說。

“那怎麼不招別人？才招七個人，還不是一聽說青海，又是地質隊，別人才不會去呢？”孫華善還是不情願。

“到青海工作，條件是差，但是在這兒成天不上課……，”朱維衡壓低了聲音說：“接下來運動會是怎樣下去，現在還是未知數，說不定像我……，沒準還會影響到孩子。”

“你怎麼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麼？”孫華善拉高嗓音說。

“你別大聲，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這次運動估計也脫不了身。”朱維衡道。

朱維衡停了一下又說：“這次孩子的態度很堅決，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孫華善說：“道一還不滿十七歲，還是個孩子，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質工作，又艱苦又危險，多久才能見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沒有辦法去。想家了怎麼辦？病了怎麼辦？”孫華善眼淚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裡屋，與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淚水也從微微閉著的眼睛裡流了出來。

1968年元旦剛過，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學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學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們都是離畢業考試差幾天而停課的六六屆畢業生。

臨行的前一夜，孫華善把兒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訴他為他準備的行裝：棉被床單、枕頭枕巾、墊毯、牙刷牙缸、牙膏、兩條毛巾、內衣*、襪子、棉手套、筆記本、鋼筆、信封、信箋、郵票、《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單行本。

孫華善轉過身去，從衣櫃裡拿出一樣東西，是一頂嶄新的軍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適不合適。”朱道一接過軍帽戴在頭上，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