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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故宮的建立(7)
第二個方法是從一些單位、古玩店、拍賣公司和個人手裡贖買文物。徐邦達組織了一個專家組(包括唐蘭、陳萬里和朱家溍),奔赴全國各地去尋找和贖買文物。他們把目標主要集中在長春、大連、瀋陽、天津、上海、蘇州以及香港等地。另外,北京琉璃廠也是他們關注的焦點,這裡的古董店和古玩鋪是國寶的另外一個藏身之處。透過這種方法,他們在國內共收購了53951件文物,其中大多數是在20世紀50年代收購的。
在香港贖買文物則頗多障礙,因為這裡是英國管轄的殖民地,文物價格也比內地高很多。許多從故宮流失到香港的稀世珍寶價格更加昂貴,在一些大的英國拍賣行拍賣。1951年10月5日,周恩來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指示文物局組織特派專家組去香港。他們隨身攜帶大筆政府籌集的款子,目標是想盡辦法買回從故宮流出的一批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物。
這個專家組於1951年12月抵達香港,成功地買下了兩幅東晉時期著名的書法作品,即王獻之的《中秋帖》和王荀的《伯遠帖》。這兩幅帖子當初被溥儀夾帶出宮抵押給北京的鹽業銀行,輾轉到香港的一個藝術鑑定家手裡,後者又將其典當給一家英國銀行意欲出售。這兩件作品上都有宋徽宗的印章和親筆題詞,乾隆皇帝把它們當做自己的私人收藏,存放在故宮養心殿內的書房裡。
除了贖回這兩幅價值連城的作品外,專家組還買下了據說作者是唐朝韓滉的《五牛圖》以及五代時期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這兩幅作品的收購價相當於5萬元人民幣(按今天的匯率計算,大約相當於6千美元,不過卻是50年代價格的許多倍)。
第三個途徑是個人的捐贈。許多家庭自願捐獻出了自己的收藏品。例如,1926年至1936年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了十年的朱幼平(朱文軍)捐出了自己收藏的文物,包括許多傢俱、書籍、碑帖、繪畫、青銅器以及玉器。1953年,在母親的強烈要求下,朱家溍與其兄弟一道,將父親收藏的700件碑帖捐獻給了故宮。
第四個來源是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自己酷愛並收藏了許多古代的書法作品,同時也有一些繪畫作品。他在20世紀50年代捐了不少給故宮博物院,包括唐代著名詩人李白的書法作品《上陽臺帖》和錢東壁臨寫的《蘭亭十三跋》。後來,毛澤東一度迷戀於閱讀帝王歷史,從故宮借了不少古籍去讀——不過據說他對所有借閱的書籍都仔細地做了記錄(1959年至1963年間借閱了46卷)。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南海毛主席接見外賓的書房裡到處都擺放著古書和手札的原因。
在支援故宮收回散失文物並努力把故宮重新建設為收藏皇家珍寶的國家博物館方面,毛主席和周總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在其他方面也許是無產階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他們也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在他們看來,故宮作為重要的國家機構,一直以來都是帝國主義搶掠的物件。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尊嚴就意味著要保護和繼承她的文化遺產,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比故宮更具有代表性了。因此,新中國的兩位領導人都極為關注故宮收藏的重建,將其視為偉大的中華文化遺產的象徵。毛、周在50年代早期都曾幾次視察故宮(毛澤東主席分別在1951、1952、1954年到過故宮,其中1954年去過三次;周恩來總理在1950年到過故宮四次,1951年又去了兩次)。
收回故宮散失文物的第五個方法是號召海外華僑。典型的例子是韓槐準和楊令茀。
韓槐準先生是新加坡的商人和瓷器鑑賞家,他經常為中國國寶流失海外(即使有些也得到了妥善的保管,陳列在博物館)而痛心疾首。他不惜變賣家產,奔走於東南亞、香港及歐洲的各大拍賣行,想盡辦法收購故宮文物。在60年代早期,他回到祖國定居,並將自己蒐羅到的2000件文物悉數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其中,主要是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瓷器。
美籍華人楊令茀女士是一位中國藝術品收藏家。她身居海外,卻心繫祖國,與宋慶齡女士(孫中山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姐)有書信往來。1949年後,宋慶齡選擇留在大陸,令逃往臺灣的國民黨政權驚愕不已,她在吸引旅居海外的華僑返回中國方面發揮了重要的象徵性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期,楊令茀致函周恩來總理,表示願返鄉定居(她可能打算將其藝術收藏品一併帶回)。遺憾的是,她的身體狀況急劇惡化並不幸客死他鄉。不過她在遺囑中宣告要將其收藏品運回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