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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知道,孔子的學生分為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政事就是政務跟事務,將來可以當公務員。仲由和冉求即屬於政事科。孔子回答說,不行,他們不能算大臣,只能算具臣。什麼叫具臣呢?他們有專業能力,可以把某一項政務做好,可以盡到做一個臣子的責任。而真正的大臣,應該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我用正道來服事國君,行不通就辭職。孔子對大臣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跟國君合作,照顧百姓,如果這個路是偏的,那就寧可辭職。
在孟子看來,大臣要匡正國君,這是第一點。國君不見得都不好,只能說一個人的能力有限,天下這麼大,不是一個人可以治好的。所以大臣看到國君有偏差的時候,就要匡正。孟子說:“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離婁上》)只有德行完備的人,才能夠改正國君的偏差心思。換句話說,要改正國君,自己先要修養好。不能說當了大臣,就專門去看國君有沒有錯,如果自身沒有德行,國君也不會聽你的建議。
國君很容易有偏差的念頭,看看歷史就知道。商紂王年輕的時候既聰明又勇敢,真是個人才。直到有一天,他的叔叔,就是箕子,看到商紂王很喜歡象牙做的筷子,就知道糟糕了。因為別人看到商紂王這麼喜歡精美的象牙筷子,就四處尋找稀奇古怪的寶貝給他,他開始沉迷在這些寶貝里面。箕子很是擔心,但屢勸不聽,最後只好放棄。所以,如果開始走偏的時候沒有得到糾正,後果就不堪設想。
另一方面,孟子有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告子下》)國君犯什麼錯,給他助長一下,孟子認為這種罪行還算小。什麼叫“逢君之惡”呢?逢ó國君的罪惡,給國君找藉口,這是讀書人最壞的毛病。孟子認為這個不能?諒。偏偏他就碰到過這樣的事情。
燕國發生內亂,齊宣王趁機派兵攻打,五十天之內就把燕國打下來。孟子勸他把軍隊調回來,不要佔領別人的國家。齊宣王不聽。兩年之後,各路諸侯商議聯合出兵對付齊國,這時齊宣王慌了手腳,怎麼打得過聯軍呢?有一個大臣——應該是具臣,就跟齊宣王說,大王不必難過。大王在仁德和明智方面與周公相比怎麼樣?他派兄弟管叔等人去監督武庚(武庚是商紂的兒子),結果他們一起叛亂。周公知道他會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仁;不知道他會反叛而派他去,那是不智。仁德與明智,周公都沒有完全具備,何況是大王呢?
這個大臣書讀得不錯,但是這種心態實在要不得。一個人做錯事還是要遮遮掩掩的,如果你跟他說做得對,他就要明目張膽起來了。
第二,盡忠職守。本身的職務沒做好,怎麼能算大臣呢?孟子有一次到了齊國的平陸,對當地的長官孔距心說:“如果你的衛士一天三次失職,你會開除他嗎?”孔距心說:“不必等到三次。”孟子說:“那麼你失職的地方也夠多了。遇到災荒年頭,你的百姓,年老體弱的餓死在田溝山溪裡,年輕力壯的逃散到四方,大概有一千人了。”孔距心說:“這不是我能夠解決的。”他的意思是,雖然地方上有糧倉,但糧倉是中央下命令才能開,如果他擅自開倉賑民,以後會遭法辦的。孟子說:“如果有個人替別人放牧,那麼這個人一定要為牛羊找到牧場和草料。如果找不到牧場和草料,那麼他是把牛羊還給主人呢?還是站在那裡看著牛羊餓死?”孔距心還算很誠懇,聽了之後說:“這確實是我的罪過。”過了幾天,孟子把這番對話轉述給齊宣王聽,說:“大王的地方長官,我認識五位。明白自己罪過的,只有孔距心。”齊宣王很聰明,說:“這是寡人的罪過啊。”
孟子告訴我們,一個大臣擔負某個職務,卻不辦實事,照顧不好老百姓,不能找任何藉口,做不到就該辭職。
還有一個例子。有一位宋國的大夫,叫戴盈之,他聽孟子講怎麼照顧百姓,很感動,就說要免除關卡和市場上的徵稅,但今年還做不到,先稍微降低點吧,到明年再整個改善。孟子打了個比方說:“如果有個人每天偷鄰居一隻雞,別人跟他說,這不是君子的作為,他說好,我就減少一點,每個月偷一隻雞,等到明年再停止不偷。如果知道那種事不合道義,就趕快停止算了,為什麼要等到明年?”說實在話,這個比喻有點咄咄逼人,卻正義凜然,叫人知道錯了就應該立刻改正。
第三,好善為先。大臣必須謙虛,心胸開闊,能夠廣採眾議。孟子有個學生叫樂正子,是魯國人,國君準備重用他,讓他治理國政。孟子聽說之後高興得睡不著覺,整部《孟子》書裡他在這裡最高興,叫“喜而不寐”。學生公孫丑一連問他,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