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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夕*者」。溫州、台州、寧波區域，倭患最為嚴重。南麂在溫州區，其所以日夕*尤為謹慎者，正因雞籠淡水為「倭」之根據地也。
次年，八月，同書又載福建監察使李凌雲奏說：「問其何故侵擾雞籠淡水？何故謀據此港？何故擅掠內地？」因當時我國已獲琉球通報，說日本想佔領臺灣北港。這北港，其實就是淡水。乾隆十年《重修臺灣府志》風俗志，番社風俗條引《名山藏》說：「雞籠淡水夷，在泉州澎湖嶼東北，名北港，又名東番。永樂中，鄭和入諭諸酋」。明朝自鄭和以後，大抵已將臺灣視為領土的一部分，雖未建置，但已如「荒服」「藩屬」之類，任其自治。故對日本人想實質佔領或侵擾仍甚介意，所以才有這樣的詰問。
「侵擾」跟「佔領」並不一樣。依海盜的習慣，生涯本在海上，陸地不過做為暫時止泊、休憩、補給、維修、積藏貨糧之處。他們進攻內陸，大抵也只為了掠取財貨，並不想佔領久居。「倭寇」在浙江福建一帶寇掠，即屬此種。雞籠淡水，同樣也曾遭掠劫。但這個地方也提供給他們休憩、止泊、積貨、貿易的便利，因此也成為他們的根據地。可是這是海盜式的傍水紮寨，而非真正進行佔領統治。明朝說：「上年琉球之報，謂汝（指日本）欲窺佔東番北港，傳豈盡妄？」則就是說日本有意奪佔臺灣，如豐臣秀吉欲奪朝鮮一般。次年，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黃承玄奏雲：日本「家康物故，其子代之，欲有事於東番」，即指此而言。這就不是海盜所能幹的事了。大概日本政府有運用當時海寇的海上勢力，實施國家領土擴張之謀，故明朝防倭才顯得如此慎重。而防倭一事，糾纏在海岸人民生計、遠洋販貿、國防戰略之間，也才會愈弄愈複雜，難以董理拿捏。 。。
淡水海盜小考（3）
雞籠淡水的地位或角色，在其中也就格外曖昧了。一方面，它是海寇聚嘯之地，明朝不但無法有效統治，而且還視之為敵區。所以「雞籠淡水二島正對南麂，尤當日夕*」；林道幹遁入臺灣後，俞大猷也不敢輕率進兵。《閩海贈言》載林有標〈沈寧海將軍自淡水奏捷，兩汛無警，小詩賦贈〉雲：「受降城築未經秋，搗穴宣威至淡流……」，也明顯以攻入淡水為直搗敵域。從這一方面看，淡水不啻域外，乃匪區也。可是，另一方面，《明實錄》載萬曆三十五年福建巡撫劉學聚語，稱：「諸夷益輕中國，以故呂宋戕殺我二萬餘人，日本聲言襲雞籠淡水，門庭騷動」，又明明以雞籠淡水為中國之地。
林道幹、顏思齊、鄭芝龍等海盜，即遊走於這個曖昧的空間中。既是中國人，又是倭寇；既是商販團隊，又是劫掠者。
鄭成功以後，海盜的角色大變，原本被明朝視為「倭寇」之一的鄭家商盜船隊，一轉而成為明朝的國家武力。原本傍水紮寨式的佔據，變成了領土統治。屯田拓墾，經營臺灣，也成功地使其海洋事業轉型為農耕型態。這時，倭人才暫時停止了對臺灣的染指。海上販貿固然仍在進行，但臺灣是以國家的身分在擔任東西洋貨物轉運站這個角色的。
明鄭滅亡後，臺灣做為清朝國家體制中之一部分，情況並無改變。但清朝的辦法，是更強化其農耕性，削弱其海洋商貿性格。即使商貿，亦只以臺灣與內陸之關係為主，減弱臺灣在東西洋貿易中的地位。
因此，遲至咸豐元年，洋船始能在淡水雞籠依商貿易，官照商船徵稅。其餘香山、中港、鹿港、鹿耳門、打狗及各大小口汊，一律禁止洋船貿易。道光三年，打狗港及鹿耳門才開禁。見《淡水廳志》賦役志，關榷部。
可是，臺灣在海洋經貿上擁有的地位及力量，並不能因此而完全扼止，故而在清朝統治期間，海盜依然是不斷出現的。康熙六十年，《東征集》載〈檄淡水謝守成〉雲：「昨情擒獲孽醜黃來，供稱臺灣山後，尚有匪類三千人。皆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又有艘艦往來」，可見此即海盜之不服清朝王法者。
這類海盜，大約不少。嘉慶以後，蔡牽之聲勢則最驚人。
清朝與蔡牽鏖戰多年，相關戰報、奏摺，均見於《臺案匯錄辛集》。起自嘉慶元年，止於十八年。
蔡牽的船隊來往於臺灣與大陸之間，在臺亦無固定根據地。十年閏六月兵部奏稱：「該匪為內地舟師跟追剿甚嚴，屢次竄來臺洋躲避，兼可截掠商船，視為利藪」「臺灣地勢袤長，濱臨大海，自淡水滬尾起至南路之東港止，計程三千餘里。港汊紛歧，在在可以通舟。匪船乘風伺劫，或南或北，往來靡定」，即指此。
其勢似甚大。嘉慶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許文謨上奏稱二月間進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