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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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路線，同時又必須堅決、嚴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傾冒險主義的傾向，“即是過早地和過多地在國民經濟中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超出實際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機械地實行計劃經濟，因而使我們失去農民小生產者擁護。”

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劉少奇修改後的這個檔案後，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同時，毛澤東還作了重大的改動：

在第二十九頁上，“決不可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絕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因為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說來，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於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

這一改動，就為後來很快改變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埋下了伏筆，就有了附加條件。因為，毛澤東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有條件的：一是時間限制，“現時”而不是將來，等到一定時機，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二是政策限制，“有益於國計民生”是大前提，違背這一前提，超出這個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這兩方面的綜合限制，“現時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說，肯定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現在還對國民經濟發展有利的作用。

內戰爆發後，中共中央於1947年3月撤離延安；1948年3月，又由陝北向華北進發；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人又從農村的最後一個指揮所——西柏坡向北平進發了。

真可謂，三年三大步，一年一鉅變。形勢發展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劉少奇說：“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是確定了。現在革命形勢發展太快，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現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對我們的困難很多，不如慢一點，我們可以從從容容地準備。”

正如劉少奇所擔心的，如何面對接踵而來的建設任務？如何面對管理國家、治理國家的現實任務？劉少奇告誡說：“以前在山頭上，事情還簡單，下了山，進了城，問題複雜了，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難了。我們打倒蔣介石、打倒舊政權後，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可能推翻我們的。唐太宗曾與魏徵爭論過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鬥，得天下後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後，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就會好一些。”

在中國革命形勢日益明朗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考慮如何開國、建國的問題，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新的戰略重心的轉移。

很顯然，中國共產黨人非常重視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要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城市工作是中心，這既是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需要，也是穩定和鞏固新生政權所必須的。

劉少奇在這方面的認識很早就有了。1947年1月，劉少奇在城市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城市工作問題很重要，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要注意研究這個問題。在歷史上因為進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這樣。我們要反對腐化。一定要守紀律，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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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前夕（4）

現在，隨著平津的解放，隨著全國範圍內的勝利進軍，勝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中國共產黨人怎樣面對這樣一個勝利，怎樣保持昂揚的鬥志，成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3月25日，他們抵達北平，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在嘹亮的軍號聲中，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乘敞篷吉普車檢閱了人民解放軍部隊，向為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解放軍指戰員莊嚴敬禮致意。

“考試”，不僅僅是思想作風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治國方面必須考出一個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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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舊刑部街32號，一座老四合院，不斷傳出歡快的笑聲。原來，劉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來看望從未謀面的岳父母。

劉少奇坐下後，順手點了一支“前門”煙，轉身問王光英天津的情況。王光英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