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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勞工的應得工資，要夠他們買回貂皮大衣；福特汽車廠勞工的應得工資，要能買回福特汽車，凱迪拉克汽車廠勞工的應得工資，要能買回凱迪拉克轎車。
不過，回顧一下20世紀40年代汽車工會的情形，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得到啟發。當時汽車工會大部分會員的收入已經躋身全美國工薪族的前列，根據官方統計數字，他們週薪已經比製造業平均週薪水平高出20％，幾乎是零售業平均工資的兩倍。他們卻要求進一步調資30％。工會發言人表示，只有這樣才能“拉動我們正在迅速萎縮的購買自家產品的能力”。
既然這麼說，那製造業工人和零售業勞工的平均工資應該漲多少呢？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汽車業工人需要調資30％，才能阻止不景氣，其他行業的勞工僅僅調資30％就夠了嗎？他們的工資甚至需要調高55％~160％，平均每人的購買力才能與汽車業工人具有的購買力相當。現在和以前一樣，不同行業的平均工資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1976年，零售業勞工的平均工資每週只有美元，全體制造業勞工的平均收入為美元，承包政府工程的建築業勞工週薪為美元。
（翻開工資談判史，甚至查閱個別工會為工資討價還價的資料，歷史告訴我們，要是其他行業的工會要求大幅調高工資，汽車工人肯定堅持維持目前的工資差距。工會會員不是慈善家和聖人，靠工資吃飯的勞工也不是。我們都渴望獲得經濟公平，但這種所謂的公平其實是，渴望自己擁有東西與比自己過得好的人一樣多，而不希望比自己過得差的人擁有與自己一樣多的東西。不過，我們現在不去關心這種人性上的劣根性，我們現在所關心的，是特定經濟理論是否合乎邏輯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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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應當獲得足夠買回產品的工資的說法，只是一般“購買力論調”的一種特殊形式。認為勞工的工資就是勞工的購買力，這種認識沒有錯。但是每個人的收入，包括雜貨店老闆、房東、僱主所取得的非工資性收入，是他用於購買別人所售產品的購買力，這種說法也不應該有錯。對於那些為商品尋找買主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他們所能提供的勞動服務。
而且，上述所有這些，都有其相對應的另一面。在商品交易經濟中，對於一方來說是收入，對於交易的另一方來說就是成本。小時工資每次調升，便會使產品成本上升，除非或直到能從每小時生產力的等量增長中得到補償。如果政府管制價格，禁止產品漲價，生產成本的增高就會減低利潤，迫使邊際生產者破產倒閉，這將意味著表示生產萎縮，失業增加。即使價格可以調高，但更高的價格會使買方望而卻步，市場會因此萎縮，同樣會增加失業。如果所有勞工的小時工資普調30％，使得物價上漲30％，那麼勞工能購買到的產品不會比從前多；經濟運轉就像旋轉木馬那樣，被打回原地，然後又從頭開始。
第21章 “有足夠的錢買回商品”（2）
有人會立即站出來質疑工資上漲30％會使物價出現等比例漲幅的說法。的確，這種假設是建立在長期的基礎上，並且是在貨幣和信貸政策允許的前提下。如果貨幣和信貸缺乏彈性，也就是當工資被強行提高時（也就是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加），貨幣和信貸並沒有增加，那麼工資率上升的主要影響，將使失業率上升。
在這種情況下，總工資都可能低於從前，從貨幣金額和實質購買力來看都是如此。就業率降低（工會的政策造成的，不是科技進步轉型造成的），必然意味著人均擁有的產品數量減少。即使從業人員佔有的產品相對增加，也不可能彌補產量絕對值減少的損失。美國的保羅？道格拉斯（Paul H。 Douglas）透過分析大量的統計數字，英國的庇古（A。 C。 Pigou）透過純理論推導，各自獨立地得出同一結論——勞動力的需求彈性介於3和4之間。通俗地說，這表示“實質工資率每下降1％，將使對勞動力的總體需求至少上升3％”。換種方式來說，“如果工資被推升到高於邊際生產力那一點，那麼就業率的減幅通常是工資率增幅的三到四倍”。所以，勞工的總收入肯定會相應的減少。
儘管這些數字只代表過去某個歷史時期勞動力需求彈性，並不能用於估計未來，但還是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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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假設，工資率上漲的同時，貨幣和信貸出現了相應的漲幅，以此避免產生嚴重的失業。如果我們假設調資前的工資與物價之間的關係處於“正常”的長期關係，那麼工資率調增30％後，物價必然上升一個與之相當的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