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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工人和老闆(3)
這就是為什麼要採用大棒政策而不僅僅是採用胡蘿蔔政策的原因,同時,最厲害的大棒政策是解僱的威脅。僱主希望有權解僱那些他們認為業績比較差的工人——不只是為了解僱某些特定的工人,更重要的是對其餘員工進行激勵。事實上,工會透過那些最令人(主要是僱主)憎惡的工會合同來限制僱主解僱工人的權力,同樣的,工會會員的最大好處是能夠防止自己被隨意地解僱。為了使失業的威脅有意義,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僱主必須有法律和合同賦予的解僱員工的權力。即使他不經常使用這些權力,這些規定也必須存在(用來激勵那些恐懼的工人)。
☆僱主必須區分表現良好和表現不好的工人。因此,僱主在監管制度上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金錢——從車間管理員對工人的仔細檢查到先進的電子技術(可以測量收銀員和打字員的速度,對電話和電子郵件進行監控,並能跟蹤卡車司機和貨運員的準確位置)。
☆失業對於被解僱的工人來說代價一定是巨大的,因此,由於害怕被解僱,這些工人必須要遵守僱主制定的規則。被解僱的工人因為自負造成的損失被稱為失業的成本。這取決於其他的一些因素:預期他們要失業多長時間(在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當他們失業時將會得到什麼樣(如果有的話)的失業保障,同以前的老工作相比,他們找到新工作後將會得到什麼樣的工資和報酬。
奇怪的是,如果勞動力市場實際執行得和新古典經濟學家想象的一樣(勞動力市場供求相等,同時競爭可以保證市場上的每個工人都獲得同樣的工資水平),那麼失去工作的成本將為零。這裡不存在失業,同時每個人都能獲得同樣的工資。所以,如果一個工人被解僱,那麼他第二天便可以找到另外一份取得同樣工資的工作。這就使得無論在任何場所,老闆都不能強迫工人遵守勞動紀律(正統經濟學家如米哈烏·卡萊茨基,對這一問題有深入的研究——見下文)。
資本主義充分就業的缺陷
在凱恩斯之後,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烏·卡萊茨基發現,政府指出政策可以消除失業。但是,資本主義社會想要實現這種神話般的結果嗎?凱恩斯認為不是。他非常深謀遠慮地解釋了為什麼1943年出現的充分就業雖然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但卻遭到了僱主的強烈反抗:
“持續的充分就業並不一定對[商界領袖]是有益的。工人可能會‘失去控制’,同時這些‘龍頭行業’急於給他們些‘教訓’。此外,價格的上漲對於那些靠股息生活的[金融投資者]來說是不利的,並使他們對‘繁榮產生厭倦’。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大的集團通常是由一些大的企業和股息獲得者組建而成。同時不只一個經濟學家宣稱這種情況是不切實際的。所有這些壓力,特別是一些大企業的壓力,將會使政府重新採取傳統的政策。”
卡萊茨基準確預測到,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經濟和政治將會呈現出U形狀態。卡萊茨基還認為,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尤其是關於工資確定和就業等其他方面關係的變動,對於保持充分就業將是至關重要的。
解釋勞動獲取的問題有許多。首先,僱主和工人之間是存在利益衝突的——不僅僅是在工資水平方面,同時在生產組織和勞動強度方面也存在衝突。其次,僱主希望勞動紀律可以影響到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從工資支付方式到工作場所的技術特點。事實上,有些公司投資於一些特別的技術,並不是因為這些技術本質上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是因為這些技術可以幫助“更好”地執行勞動紀律(因此,提高獲利能力同提高效率是不同的)。
第8章工人和老闆(4)
最後,很顯然,新自由主義經濟和社會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重新應用勞動紀律。在經過了多年令人振奮的和經濟繁榮的黃金時代後,當工人們感到經濟很安全,同時對自己的工作充滿信心時,僱主渴望透過一種方式使工人感到恐懼和不安。重新執行勞動紀律的一種方法是,透過修改法律使僱主輕易即可解僱那些不受歡迎的工人。
另一種方法是大幅度增加被解僱工人的失業成本。運用這種方法首先要重新創造出大規模的失業。從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為失業建立了一個“靠墊”。透過減少失業救濟約束了失業者的權力(在許多國家,辭職或者被解僱的工人完全沒有失業保險)。這樣,勞動紀律的效果顯得非常明顯:現在,如果一個工人被解僱的話,他將沒有任何著落。另外,這些變化降低了工人在談判過程中討價還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