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自審閱的經典之作:朱元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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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史料有問題。閱讀後退還稿本時，毛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一信，著重談到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兩次晤談外，另據吳晗追記，同年12月還有一次長談。毛當時提出：第一，彭（瑩玉）的下落是消極的、道家的，稱讚不當。第二，國家機器由軍隊、法庭、特務機構等組成，而不是由官僚機構和軍隊組成。第三，朱元璋由農民階級轉變為地主階級，不是由個人的人性物慾決定的，團體利益決定個人利益。這次談話產生了1954年的修訂稿本，但未付梓，僅油印百餘冊徵求意見。上述追記即用鋼筆記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稿本上，吳晗同時以毛筆加註曰：

下面這一啟札記是1948年12月間毛主席的當面指示，地點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毛主席的住處。談話時間從下午6時到12時。主席指示的話很多，當時所記的僅僅是對於這一稿子的主要的話。吳晗追記。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兩人在西柏坡的晤談，至少有三次。另據吳晗的妻姐袁溥之記述，毛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得）好點，不要寫的（得）那麼壞。”（袁溥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將最後一個修訂稿本交付三聯書店出版。“文革”結束後，北京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吳晗文集》，收入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朱元璋傳》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聯書店版兩個版本。

《朱元璋傳》初版對傳主有“三個偉大”的評價，即“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兩個還是“最偉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殘暴嗜殺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吳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認“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蔣的形象在抗戰時期是“民族領袖”，戰後竟演變成反民主的獨裁者，作者對朱元璋先褒後貶，折射出知識分子對這位歷史人物的情感變遷。

《朱元璋傳》重版序言（2）

毛澤東對吳晗曾有“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吳晗1950年發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也談到偉大領袖的教誨：“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誠懇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修改了對彭和尚的評價，在1954年版本中增加了讓步政策論，1965年版本中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階級論，肯定朱元璋功大於過。評價確實是“寫得好點”了，但似乎仍未領悟深意，辜負了領袖的期望。九個月後，作者即因1961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稀裡糊塗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頭道犧牲。

以往學界對此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學”上，兼有評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個學者的政治傾向，影響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對研究物件的歷史評價，使吳晗成了中國歷史學界“影射史學”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傳統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處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一旦成為這種“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貼上“影射”的標籤，而現實中的千古風流人物，也隨時可能自動前來“對號入座”。

可能是出於文化上的不自信，當草莽梟雄或外族首領坐定龍廷時，不免對新歸順計程車大夫階層心存疑忌，生怕被這幫舞文弄墨的傢伙愚弄。早年讀此書，印象最深的是他引用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中的一段軼聞：朱元璋外出私訪入一破寺，見牆上畫一布袋和尚，並有題詩一首，墨跡猶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獲。其詩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畢生緊抓權力從未“放寬”過，他透過特務政治和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本是不爭的事實；而《朱元璋傳》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