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自審閱的經典之作:朱元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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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兒或者被別人養去了，卻會壞事。為了這個，他禁止部下將官和儒士交結，不許別人養士，卻自己來包辦，養所有肯被養計程車。並且，還有一個大好處，士多半在地方上有名氣，老百姓怕他也服他，把士養了，老百姓也就大部分跟過來了。費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划算的買賣。因之，每逢新佔領一個地方，必定訪求這地方的讀書人，軟硬都來，羅致在幕府裡作秘書，作顧問，作參謀。徽州的老儒朱升，告訴元璋三句話：“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對元璋後來的事業極有影響。

從渡江以後，還是遭遇到糧食的困難。幾年來到處戰亂，農村壯丁大部分從軍去了，土地上的勞動力大大缺乏，加上戰爭蹂躪，糧食收成減少。各處軍隊的給養，形式上張貼大榜，招安鄉村百姓繳納糧草，叫作寨糧，其實還不是等於搶劫。生產減少，消費量相對增加，百姓餓死多，軍隊更加吃不飽。揚州的青衣軍甚至拿人作糧食。在行軍的時候，出征軍士概不支糧，按照元璋軍令：“凡入敵境，聽從捎糧。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將士檢刮，聽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無所取。如此則人人奮勇向前，攻無不取，戰無不勝。”捎糧說雅一點是徵糧，老實一點呢？搶糧。檢刮這一詞的來源，是同時候苗軍創的。苗軍打仗，靠檢刮供給，檢刮的意思是抄掠，不過比較上分量還重一點，重到刮乾淨不留一點兒的地步。這種辦法，不打長遠算盤的時候，倒也方便。局面一開展，計算一下，政權的鞏固靠老百姓服從，要糧要稅都出在老百姓身上，全刮幹了，下次向誰要？而且，把老百姓逼到無路可走，他們也會反抗，不是自找麻煩嗎？常遇春和胡大海都打報告，以為寨糧這辦法要不得。元璋想了又想，要立下一份好基業得另想辦法：與其向老百姓搶，不如自己來生產。古書上有過屯田的例子，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二月以康茂才為都水營田使，專門負責修築河堤，興建水利工程，恢復農田生產，供給軍需；又分派諸將在各處開荒墾地，立下規矩，用生產量的多少來決定賞罰。且耕且戰，幾年工夫就成績顯著，倉庫都滿了，軍食也夠了。才明令禁止徵收寨糧，人民負擔減輕，足食足兵，兩方面全顧到。這年十一月又立管領民兵萬戶府，抽點民間壯丁，編制作民兵，農時則耕，閒時練習戰鬥，作為維持地方安寧的力量，抽出正規軍專門進攻作戰。這樣，把作戰力量和生產力量合而為一，不但加強了戰鬥力，也同樣加強了生產力。這一番作為，說明了為什麼當時群雄都先後失敗，惟獨這個新起的小頭目所以成功的原因。

三　大元帥、大丞相（4）

外圍的威脅解除，內部的生產有了辦法之後，元璋的眼光立刻轉移到浙東、西的穀倉。步驟上先取皖南諸縣，鞏固後方基礎，再由徽州進取建德路，改為嚴州府，先頭部隊東達浦江，構成側面包圍婺州的形勢。十二月元璋親自統率十萬大軍，軍旗上掛著金牌，刻著“奉天都統中華”字樣。攻下婺州，置中書浙東行省。於省門建二大黃旗，上面寫著：“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兩傍立兩個木牌，寫著：“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寶圖。”作“於南城上豎立大旗，上寫‘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統天’。”大宋作大統。大統無意義，顯然是後來竄改的。婺州是兩百多年來的理學中心，號為小鄒魯，經過多年戰亂，學校關門，儒生四散，沒有人講究這一套不急之務。元璋一進城，立刻聘請當地著名學者十三人替他分別講解經書歷史，建立郡學，請學者當五經師和學正訓導，內中最著名的是宋濂。他開始和儒學接觸了，受宋儒的影響了。這一政治上的作為，固然是收拾人心——尤其是讀書人——的最好方法。同時，一個紅軍頭目，宣傳明王出世的明教徒，卻請人講孔孟的經典，在思想上已經開始轉變了，雖然作的是小明王的官，喊的是復宋的口號《明太祖實錄卷六》。。

婺州攻克以後，分兵取浙東諸地。龍鳳五年（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為儀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國初事蹟，俞本紀事錄。。八月，元將察罕帖木兒攻陷汴梁，劉福通奉小明王退保安豐。元璋的浙東駐軍先後佔領諸暨和衢州、處州，東南被孤立的元朝據點，次第消滅。他的領土遂成為東面北面鄰張士誠，西鄰陳友諒，東南鄰方國珍，南鄰陳有定的局面。四鄰的敵國，比較起來，張士誠最富，陳友諒最強。方國珍、陳有定志在保土割據，並無遠大企圖。因之，元璋在整個軍事計劃裡，又改變重點，採取對東南取守勢，西北線取攻勢的策略。拿張士誠和陳友諒比起來，士誠顧慮多，疑心重，友諒野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