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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在丹迪任教期間，也驗證過蛛網理論。在題為《諾貝爾之路》的書中，科斯說：“有一個問題令我們非常感興趣，那就是許多經濟學者相信，生產者在決定產出時，是假定目前的價格與成本在未來會維持在同樣的水準。有人提出證明，假如生產者是按照這種方式來運作，將會導致價格與產量的波動（這就是蛛網理論）。一般認為蛛網理論的典型例子，是英國養豬產業的迴圈週期。我作了一項統計研究調查，結果一如我們所猜想，英國的養豬業者並沒有假設目前的價格會在未來維持不變。當價格高得異常時，他們預期價格會下跌。而當價格低得離譜時，他們預期未來價格會上揚”。所以蛛網理論可以作為一種教科書中的情形，但不符合實際情況。
（4）由於蛛網理論的價格預期方程並沒有考慮市場價格的動態變化，只是簡單地把前一期的市場價格作為本期的市場價格，因而，這種價格預期只能被稱為靜態預期。但很顯然，在現實中，預期不可能是靜態的。
（5）從邏輯上退一步講，假設我們認為蛛網理論是正確的，會導致發散的蛛網效應，導致糧食價格大起大落，但是，我們還是沒有采取價格管制的必要，因為，隨著農產品期貨市場的發展，現實環境中像蛛網理論所說的會出現市場大幅波動的機會已經很小。事實上，設立期貨以及其他衍生工具市場的原意，正是為了減少市場波動。
2002年8月9日
何來 “危險訊號”？（1）
何來 “危險訊號”？——就土地拍賣問題與包宗華先生商榷
包先生所謂的“危險訊號”並非土地拍賣所致，土地拍賣是不能限價的，不能簡單地認為“地價決定房價”（反之，也不對）。中國也許需要吸取日本的“泡沫經濟”的教訓，但問題是，日本的“泡沫”並不是土地拍賣這種價格安排方式所致。
在2004年6月9日的《中國房地產報》上，中國房地產及住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包宗華先生髮表了題為《土地拍賣“拍”出的危險訊號》（以下簡稱為“包文”）。包先生認為，中國的土地拍賣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一個危險訊號——大幅度地提高地價並殃及房價，開始產生一種“不全面”的扶強抑弱作用，進一步揭開了虧損、微利、暴利行業之謎，許多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執行土地政策的偏差等等。
我不反對奇談怪論，相反，如果其行文具備充分的論據，論證在邏輯上前後呼應，可以自圓其說，不失為讀者歡迎的“一家之言”，我是非常讚賞的。但是，觀點沒有什麼新意，又缺乏中立，行文中傾向於為某個利益集團正名、抱不平、唱讚歌，則不是學者所為。
對包先生的論點和論證方法，在下不才，斗膽商榷，請多指教。
土地拍賣需要限價嗎？
包文第一部分說：“拍賣沒有最高限價，只要有競拍者舉牌，就不能停拍，因而很容易哄抬出高價。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當前的特殊情況，高價來自中國的土地十分緊缺和人們對土地總會不斷漲價的‘認識’，而在拍賣過程中，還缺乏調控價格過高的辦法。這就是近年來許多土地拍賣拍出高價的主要原因。”
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土地拍賣要不要最高限價？
我的答案是：否。一般地，拍賣的規則是“價高者得”，限價了，還能稱之為拍賣嗎？拋開這一點不論，限價也是一個極其糟糕的措施，可能適得其反。例如，土地價格為每畝50萬元的時候，有很多單位用不起地。當價格降低到每畝30萬元的時候，增加了一部分能夠支付這個費用的單位，但土地供應量無法有大的改變。所以，以前是10家單位搶購一塊地，現在變成了20家或更多，那麼，這塊地出讓給誰？政府必然要先確定一定的配置規則。用排隊的方法肯定會憑空增加排隊的成本，一些單位還可能採取種種措施尋租，以實現插隊並獲取土地的目的。況且，一家單位在地價為每畝（1畝=公頃）50萬元的時候，能買得起100畝；當價格降低到每畝30萬元，則能買畝。這樣，排在前面的單位增加購買量，後面的單位反而買不到土地了。如果限定每個單位只能購買1畝地，那麼，除了增加排隊成本外，土地利用效率將降低。對於很多單位而言，地便宜了，支付少了，利用效率卻要打折扣。比如說，你買一輛汽車，花10萬元同花5萬元，對車的“心疼”程度是不一樣的。更何況，一些單位可能利用政策空間炒地皮。只要人為限價，不論土地按什麼樣的規則分配，都會因為供不應求而在短期內賣光，後來的用地者即使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