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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一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他在向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遞交的書面作證報告中表示,美國公司財務方面存在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公司的貪婪(參見《粵港資訊日報》,2002年7月19日)。從經濟學角度看,“貪婪”並不能算什麼原因,因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捨棄了這一點,企業恐怕也不能稱為企業了。
第二種說法,堅持的人很多(多數不是經濟學者),比較有迷惑性,但最缺乏真正有說服力的依據。如2002年6月29日,布什總統呼籲加強公司道德觀念,重振美國企業的誠信形象。職業道德觀念很強的人,一般很少去造假或者做一些違背道德規範或者損害自身形象的事情。但是,道德是“果”,而不是“因”。而且,作為一項非正式制度,其約束力遠遠不及正式制度,如法規。道德對約束公司負責人的行為有作用,但是很有限。如,剛剛被美國《商業週刊》排名為全球100大品牌第一的可口可樂公司,被認為將為美國公司起典範作用,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做假賬的跡象,但是,該公司在中國的分部,在安徽省,卻出現造假劣跡(《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3月22日)。這顯然同道德無關。
第三種說法,堅持的學者也很多,如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劇錦文,認為美國大公司“造假”是因為有制度根源,如分散的股權結構及股東監督間接化傾向、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空洞”化與“內部人”控制日益強大傾向等等。我認為,在這裡,制度是表面原因(在有些情況下可能是根本原因)。一般情況下,在不同的規則下,人們將產生不同的行為。據2002年7月26日《上海證券報》分析,美國審計機構職責不明確,一方面負責稽核上市公司的賬目,另一方面又經常為同一家公司提供財會諮詢服務,而這種諮詢服務是有報酬的。這樣一來,審計人員不僅忽略他們作為監督者的角色,反而受利益驅動,去討好迎合上市公司,以謀取更多的諮詢服務費,從而導致會計公司同上市公司串通一氣、互謀好處。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某些人卻會超越遊戲規則行事。馬克思說過:如果利潤率高達300%,資本家可以冒上絞刑架的風險。美國公司的高層夥同會計所等機構展開集團性的造假,情節如此惡劣,顯然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道德或制度問題了。
美國公司造假的根源在哪裡?我認為,原因在於新經濟的“創造性破壞風暴”導致公司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又由於投資者的短期利益與公司發展的長期利益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關機構只好出下策,即造假。
新經濟對人類社會經濟的進步,將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已經是定論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負面效應,而且,在一定條件下,負面效應可能是致命的。我們也許還記得,20世紀早期,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創造了“創造性破壞風暴”這一短語,用來描述那種能夠驅動資本主義和社會財富創造性的基本力量。不錯,熊彼特讚美創新的企業家。但是,作為一個堅定不移的現實主義者,他同時注意到了其負面——它的破壞力量,它必須為新的想法、新的創造掃清一切,讓這些想法、這些創新生根,破土而出,然後茁壯成長。處在當前階段的新經濟產業就存在這個“創造性破壞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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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導演了美國公司造假醜劇?(2)
——新經濟幾乎是“黑洞”,對資金的需求是無止境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提出,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一半以上都可歸因於技術進步。但是,新技術和新產品並非憑空出現的,其研究、開發和應用都以投資為基礎。而在新經濟條件下,技術進步速度不斷加快,帶來了極其迅速的“無形損耗”。在很多領域,前期研發費用、固定資產投資已經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攤方式補償。因為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的誕生很快會導致老技術、老產品過時而不再值錢。因此,它所需要的資金數額巨大,比傳統產業增加的數額至少以倍數計算。
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歷史經濟資料證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源於投資的增長。在卡特時期,美國商業投資年均增長率為,在克林頓時期,商業投資年均增長率高達。而新經濟產業對資金的需求,至少高於30%。Meta Group公司估計全球IT產業支出近8萬億美元,而其中近一半的支出沒有得到適當管理,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按照我的測算,2002年中國的GDP將達萬億美元,而美國的風險投資,按照保守的演算法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