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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一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他在向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遞交的書面作證報告中表示，美國公司財務方面存在的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公司的貪婪（參見《粵港資訊日報》，2002年7月19日）。從經濟學角度看，“貪婪”並不能算什麼原因，因為企業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捨棄了這一點，企業恐怕也不能稱為企業了。
第二種說法，堅持的人很多（多數不是經濟學者），比較有迷惑性，但最缺乏真正有說服力的依據。如2002年6月29日，布什總統呼籲加強公司道德觀念，重振美國企業的誠信形象。職業道德觀念很強的人，一般很少去造假或者做一些違背道德規範或者損害自身形象的事情。但是，道德是“果”，而不是“因”。而且，作為一項非正式制度，其約束力遠遠不及正式制度，如法規。道德對約束公司負責人的行為有作用，但是很有限。如，剛剛被美國《商業週刊》排名為全球100大品牌第一的可口可樂公司，被認為將為美國公司起典範作用，到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做假賬的跡象，但是，該公司在中國的分部，在安徽省，卻出現造假劣跡（《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3月22日）。這顯然同道德無關。
第三種說法，堅持的學者也很多，如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劇錦文，認為美國大公司“造假”是因為有制度根源，如分散的股權結構及股東監督間接化傾向、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空洞”化與“內部人”控制日益強大傾向等等。我認為，在這裡，制度是表面原因（在有些情況下可能是根本原因）。一般情況下，在不同的規則下，人們將產生不同的行為。據2002年7月26日《上海證券報》分析，美國審計機構職責不明確，一方面負責稽核上市公司的賬目，另一方面又經常為同一家公司提供財會諮詢服務，而這種諮詢服務是有報酬的。這樣一來，審計人員不僅忽略他們作為監督者的角色，反而受利益驅動，去討好迎合上市公司，以謀取更多的諮詢服務費，從而導致會計公司同上市公司串通一氣、互謀好處。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某些人卻會超越遊戲規則行事。馬克思說過：如果利潤率高達300％，資本家可以冒上絞刑架的風險。美國公司的高層夥同會計所等機構展開集團性的造假，情節如此惡劣，顯然不能單純地認為是道德或制度問題了。
美國公司造假的根源在哪裡？我認為，原因在於新經濟的“創造性破壞風暴”導致公司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又由於投資者的短期利益與公司發展的長期利益矛盾的必然存在，公司和相關機構只好出下策，即造假。
新經濟對人類社會經濟的進步，將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已經是定論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負面效應，而且，在一定條件下，負面效應可能是致命的。我們也許還記得，20世紀早期，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創造了“創造性破壞風暴”這一短語，用來描述那種能夠驅動資本主義和社會財富創造性的基本力量。不錯，熊彼特讚美創新的企業家。但是，作為一個堅定不移的現實主義者，他同時注意到了其負面——它的破壞力量，它必須為新的想法、新的創造掃清一切，讓這些想法、這些創新生根，破土而出，然後茁壯成長。處在當前階段的新經濟產業就存在這個“創造性破壞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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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導演了美國公司造假醜劇？（2）
——新經濟幾乎是“黑洞”，對資金的需求是無止境的。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曾提出，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的經濟增長，一半以上都可歸因於技術進步。但是，新技術和新產品並非憑空出現的，其研究、開發和應用都以投資為基礎。而在新經濟條件下，技術進步速度不斷加快，帶來了極其迅速的“無形損耗”。在很多領域，前期研發費用、固定資產投資已經不可能用20年、30年的分攤方式補償。因為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的誕生很快會導致老技術、老產品過時而不再值錢。因此，它所需要的資金數額巨大，比傳統產業增加的數額至少以倍數計算。
美國商務部公佈的歷史經濟資料證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源於投資的增長。在卡特時期，美國商業投資年均增長率為，在克林頓時期，商業投資年均增長率高達。而新經濟產業對資金的需求，至少高於30％。Meta Group公司估計全球IT產業支出近8萬億美元，而其中近一半的支出沒有得到適當管理，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按照我的測算，2002年中國的GDP將達萬億美元，而美國的風險投資，按照保守的演算法也高
